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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本质地说来，作为一个多学科、多重理论维度相互交织的综合性课题，尤其是在“资本”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生活运行逻辑的现时代，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探讨，显然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单纯的角度，必须以史学与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根基，并立足于哲学的高度，从多方面、多重视角给予宏观把握，才能彰显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产生的综合历史动因。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高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一、资本主义生成的历史起点与历史前提。在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视野中，关于资本主义诞生历程的分析遵循着商品到货币、货币到资本、资本到资本主义的逻辑进程。这一进程表现为一个严谨的逻辑结构，而这一逻辑结构同时也是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现实历史进程的理论反映。如果说这一逻辑进程域结构在理论视角上主要地表现为经济学维度，并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制约而只能简要地作为《资本论》研究的理论前提或理论铺垫，因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称之为微观分析，那么，我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等著作中所看到的，则是基于历史哲学的宏观高度，围绕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进展，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宏大历史叙事。立足于历史哲学的高度，马克思从所有制演进的不同阶段，即由“部落所有制”、“国家所有制”、“等级资本”到“活动资本”与“现代资本”的历史进展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
二、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商业贸易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正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动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一样，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分析也同样既不能归结为商业贸易，但又不能离开商业贸易。可以说，商业贸易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现实平台或媒介。资本主义乃是一种发达的市场经济，其历史前身则是自从自发分工出现时起就已经诞生的商品经济及其不断演进。作为一个相对独立领域的商业贸易正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交换规模的扩大，商业贸易逐渐跨出一国的国界，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扩张。从莫里斯·多布的“贸易根源说”开始，经由亨利·皮朗和斯威奇，到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论”和珍妮·阿布-卢格霍德和贡德·弗兰克的“非欧洲中心论”，再到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从世界范围内提出的“世界性经济体系”，最后到诺思从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角度的分析，所有这些都为资本主义起源的长途贸易因素做了论证。但是，我们在肯定商业贸易对资本主义起源所起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如果把资本主义的起源完全归结为商业贸易，则显然是片面的。对于“贸易根源说”而言，它面临着一个始终没有真正解决的理论缺陷，即如果商业贸易是资本主义的根源，那么商业贸易的根源何在?因此，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追问，在本质上乃是对所有制的历史根源及其演进历史的追问。这也是我们历史地审视资本主义起源的文化因素的重要视角。
第三、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分析中，我们既要坚持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路向，但又应当避免陷入“经济决定论”的陷阱。从本质上来说，资本主义的起源是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关系历史进展的必然产物，是商品经济、商业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没有传统神学与封建文化的消解，没有资本主义精神与文化的孕育和张扬，资本主义的历史生成绝不会一帆风顺，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也必然是不完整的。在资本主义起源的文化因素上，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韦伯的“新教伦理”学说。那么，“新教伦理”来自哪里呢?来自于与中世纪划界的标志性运动宗教改革。不经历神性向人性的转化，就不可能真正告别中世纪。正是由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及随后而来的加尔文改革所形成的“新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然而，作为资本主义精神基本构成的要素绝不只是“新教伦理”，理性主义精神的历史生成与推进、世俗财富观念的养成、人性的解放与弘扬、历史驱动力的嬗变等，都是必须给予高度关注的。
四、资本主义兴起的制度因素。历史上的“贸易根源说”不仅完全缺失了资本主义起源的文化维度，而且由于它仅仅局限于商业贸易的狭隘视角，因而缺失了重要的制度分析维度。“文化说”不仅最先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之维，而且最先明确指认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行政法律制度在资本主义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新制度经济学以“产权说”为基础的制度分析正是这一理论维度的历史张扬。然而，不论是就文化说来看，还是就产权说而言，他们要么没有真正深入探讨资本主义兴起的制度保障因素，要么过于微观而不具有广泛性。在唯物史观看来，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制度规则不仅决定于经济基础，而且经济基础本身也需要特定的经济制度规则来维系。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起源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起源与巩固化。
正是如上作为经济、贸易、文化、制度等综合因素的协同作用，诞生了作为特定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这一分析同时也意味着：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作为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它显然并不是福山眼中的人类历史的终结。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它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并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并由于其内在的无法自我克服的矛盾，因而最终必然走向灭亡。这就为我们当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迪：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本配置方式和发展经济的手段，依然处于“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离不开资本逻辑与资本力量的。但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又要求我们必须灵活地驾驭资本，寻求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
一、资本主义生成的历史起点与历史前提。在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视野中，关于资本主义诞生历程的分析遵循着商品到货币、货币到资本、资本到资本主义的逻辑进程。这一进程表现为一个严谨的逻辑结构，而这一逻辑结构同时也是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现实历史进程的理论反映。如果说这一逻辑进程域结构在理论视角上主要地表现为经济学维度，并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制约而只能简要地作为《资本论》研究的理论前提或理论铺垫，因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称之为微观分析，那么，我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等著作中所看到的，则是基于历史哲学的宏观高度，围绕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进展，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宏大历史叙事。立足于历史哲学的高度，马克思从所有制演进的不同阶段，即由“部落所有制”、“国家所有制”、“等级资本”到“活动资本”与“现代资本”的历史进展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
二、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商业贸易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正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动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一样，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分析也同样既不能归结为商业贸易，但又不能离开商业贸易。可以说，商业贸易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现实平台或媒介。资本主义乃是一种发达的市场经济，其历史前身则是自从自发分工出现时起就已经诞生的商品经济及其不断演进。作为一个相对独立领域的商业贸易正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交换规模的扩大，商业贸易逐渐跨出一国的国界，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扩张。从莫里斯·多布的“贸易根源说”开始，经由亨利·皮朗和斯威奇，到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论”和珍妮·阿布-卢格霍德和贡德·弗兰克的“非欧洲中心论”，再到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从世界范围内提出的“世界性经济体系”，最后到诺思从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角度的分析，所有这些都为资本主义起源的长途贸易因素做了论证。但是，我们在肯定商业贸易对资本主义起源所起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如果把资本主义的起源完全归结为商业贸易，则显然是片面的。对于“贸易根源说”而言，它面临着一个始终没有真正解决的理论缺陷，即如果商业贸易是资本主义的根源，那么商业贸易的根源何在?因此，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追问，在本质上乃是对所有制的历史根源及其演进历史的追问。这也是我们历史地审视资本主义起源的文化因素的重要视角。
第三、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分析中，我们既要坚持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路向，但又应当避免陷入“经济决定论”的陷阱。从本质上来说，资本主义的起源是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关系历史进展的必然产物，是商品经济、商业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没有传统神学与封建文化的消解，没有资本主义精神与文化的孕育和张扬，资本主义的历史生成绝不会一帆风顺，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也必然是不完整的。在资本主义起源的文化因素上，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韦伯的“新教伦理”学说。那么，“新教伦理”来自哪里呢?来自于与中世纪划界的标志性运动宗教改革。不经历神性向人性的转化，就不可能真正告别中世纪。正是由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及随后而来的加尔文改革所形成的“新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然而，作为资本主义精神基本构成的要素绝不只是“新教伦理”，理性主义精神的历史生成与推进、世俗财富观念的养成、人性的解放与弘扬、历史驱动力的嬗变等，都是必须给予高度关注的。
四、资本主义兴起的制度因素。历史上的“贸易根源说”不仅完全缺失了资本主义起源的文化维度，而且由于它仅仅局限于商业贸易的狭隘视角，因而缺失了重要的制度分析维度。“文化说”不仅最先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之维，而且最先明确指认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行政法律制度在资本主义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新制度经济学以“产权说”为基础的制度分析正是这一理论维度的历史张扬。然而，不论是就文化说来看，还是就产权说而言，他们要么没有真正深入探讨资本主义兴起的制度保障因素，要么过于微观而不具有广泛性。在唯物史观看来，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制度规则不仅决定于经济基础，而且经济基础本身也需要特定的经济制度规则来维系。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起源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起源与巩固化。
正是如上作为经济、贸易、文化、制度等综合因素的协同作用，诞生了作为特定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这一分析同时也意味着：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作为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它显然并不是福山眼中的人类历史的终结。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它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并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并由于其内在的无法自我克服的矛盾，因而最终必然走向灭亡。这就为我们当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迪：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本配置方式和发展经济的手段，依然处于“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离不开资本逻辑与资本力量的。但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又要求我们必须灵活地驾驭资本，寻求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