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与劳动力空间集聚互为因果,集聚经济的本质是资本和劳动对土地的替代。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省际间比较优势不断深化,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隐蔽性失业人口得到释放。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全国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约800万,2014年,15-59岁劳动年龄流动人口达1.97亿,占流动人口的78%,约占总人口的15%。卫计委预计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十三五”期间全国人口仍将继续向沿江、沿海、铁路沿线地区集聚。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从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层面构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分析框架,研究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形成机理,探讨能动性资源要素在特定背景下的运动规律及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理论及现实意义。根据以上认识,本文把劳动力的空间集聚界定为,劳动力在一定时间内,由于就业上的某种关联,从不同区域向某一个或几个特定区域内集中的现象,这种集中的过程和趋势具有明确的空间地理指向,存在规模性特点,并由此呈现出内部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的明显特征。文章主要采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经济普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利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并使用ArcGis和Geoda软件展开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借助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和“循环累积因果”理论的分析框架,以劳动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为基本学科背景,依托地域分工、产业集聚与劳动力集聚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计量探讨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的演变特征及其动因。(1)通过对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制度背景梳理发现,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对1949-1978年,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及流动缺乏较好解释。但对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劳动力资源的空间集聚却表现出较强的解释能力。(2)1990-2010年,中国劳动力集疏格局进一步分化,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密度增加有限且始终较低,劳动力密度增加较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超大、特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三大主要劳动力集聚地。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也证明了上述地区具有持久稳定性的特点。至今,这些地区与西部其它地区共同构成了全国劳动力空间集聚的中心-外围关系。(3)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表明劳动力空间分布格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但全局劳动力集聚有减弱的趋势。局部自相关检验则发现,2000年以后,“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六地,“低-低”分散区则分布在西南及西北边陲的新疆、青海、西藏、四川、广西,在“高-高”与“低-低”区域中间存在一个过渡带,即“低-高”区,包括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湖北、湖南、贵州、江西、福建和重庆,而上海成为唯一的“高-低”区。(4)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构建的劳动力空间集聚均衡模型表明,由外部规模经济带来的本地市场效应是产业和劳动力集聚的关键,生活成本效应、知识共享和知识溢出等外部收益递增效应是劳动力集聚的主要原因。由此产生的劳动力空间集聚力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从而形成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即较大的市场规模导致垄断非农厂商的集聚,非农厂商的集聚又会导致生活成本的改变,对劳动力产生吸引力。劳动力的集聚又进一步扩大本地市场规模,进而加速垄断厂商的集聚,如此往复形成一种正反馈机制。最终劳动力集聚将在垄断竞争厂商不断加入和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中实现动态均衡。(5)基于劳动力集聚动因的空间计量检验结果表明,规模经济向量、地理区位条件、知识共享及消费能力的指标,都对劳动力集聚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劳动力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关系。其中,公共财政收入、对外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社会零售商品消费总额、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国内有效专利数7个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二、三产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水平和人均受教育年限4个指标在5%的显著性水平显著,具有明确的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