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贾平凹主要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本论文主要以他这一时期创作的《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秦腔》、《高兴》等六部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为主,对其中所蕴涵的悲剧意识展开剖析。这些作品的选材游移于城市与乡村二者之间,既有对全球化背景下生命个体人格构建、思想变迁以及命运挣扎的深切关注,也有对社会转型深化所带来的城乡对立、环境恶化等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在这些作品中,作家基本不作什么政治的或道德的说教,但几乎每部作品都浸润了他那独特的思考,从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那浓重的悲悯情怀——无论是对生命个体还是整个社会,是对城市还是乡村,其作品也由此而具有了浓厚的悲剧意蕴。关注农村现实、刻画农民形象一直是贾平凹文学创作的重心。但其1990年代后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与以前的作品有了明显的不同,这些作品多从人性的视角出发,更多地关注农民个体的生活现状和农村的前途命运。其城市小说在进行文化和道德批判时对笔下的人物也总是充满了人性的关怀,通过对都市知识分子生活状态的描绘,表现了经济大潮中知识分子价值理念的畸变以及对知识分子在世纪末文化人格重建的孜孜探寻。在对城乡关系的叙写中,贾平凹同样陷入了价值取向上的矛盾境地。面对城与乡的抉择,贾平凹所渴望的是一种能够使两者和谐共处的文明形态。但这到底能否实现,将以何种途径、采取何种形式出现?作家也同样的困惑。这些作品塑造了众多的悲剧形象,他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抉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有些人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坐标,但却在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中被莫名的力量所摧毁;另外也有些人则因缺乏坚定的精神追求而迷失了方向,陷入更大的苦闷和迷茫,自我救赎的努力最终被无序的现实生活所消解,生命个体只有自甘沉沦或面临再次的精神选择。贾平凹的悲剧作品往往是以疑问和探求告终,始终渗透着深刻的命运感。在对作品的处理上,贾平凹较少像西方悲剧那样通过尖锐的冲突和主人公激烈的反抗来打动读者,而是主要以由内向外弥漫出的情感和情绪来感染读者,在审美感受上则带有明显的被动承受性,在对人物命运的关注中升华出严肃而自觉的戒惧。但贾平凹的的悲剧观与中国传统的悲剧观又有着本质的不同。他的悲剧小说总是给读者留下一个无言的结局,在人物的痛苦和不幸中展现一种崇高的反抗精神,尽管这难以给读者以情感寄托的满足,但同样能够给人心灵的涤荡与精神的启迪。贾平凹把自己所描绘的当代生活放在了传统与现代相冲突的文化背景下,站在人类文化大变革的背景上去观照、透视历史现实,他焦躁不安的灵魂时刻在历史和现实、传统和现代之间漂泊,从特有的中国文化困境中作艰难文化的选择和反思,集中表现了他对人生和社会终极意义的追寻。从悲剧意识的角度分析贾平凹文学创作的精神人格建构,不难发现他是不断在困惑中探寻着自我,思考着人类生命和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以企寻求主体精神上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