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主义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地缘意识、地域研究、身份认同等内容逐渐进入电影研究与文化想象的视野。一种电影文化的出现,是由政治、经济、美学等多方面纵横勾连才得以建立,用一种开放的史观理清电影现象与社会环境间的犬牙交错是必要的。电影不仅成就于声画之间,更以一种以革新之姿在现代性视阈的关照下,持续寻求着土空间想象与身份认同、历史记忆与话语书写。台湾,在近现代的发展中,面临着族群融合的矛盾、乡土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碰撞、意识形态的偏倚与历史事实的争辩。眷村,成为了这些冲突碰撞的交汇点。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在特殊的政治氛围、经济变迁、文化发展的气候下,形成了眷村电影的特殊题材类聚。眷村电影在纵向上连接1949年至今,横向上承载着眷村的地理空间与眷村人的精神旨归,36年的发展中成就了21部眷村电影,纵横交切下铺陈出了眷村电影现象。从整体格局看,1983年的眷村电影为整个眷村题材电影的发展历程开创了一个高调的“起势”,但因受政治意志之牵绊,暗流涌动。1991,受新电影运动影响的最后一部眷村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上映,此后,在政局变动、城市现代化加速、电影业整体颓靡的形势下,眷村电影似乎走上了无法回转的落势。文将以眷村题材电影为切入点,秉持开放的电影史学观念,从眷村电影的时代背景、由台湾新电影运动生发的创作系统、新电影时期的眷村电影的主旨与美学特征、“后眷村电影”的创作概貌及特点、眷村电影“高开低走”的现象阐释几个方面,描述与爬梳眷村电影现象的外延,审视与阐释其内核、演绎与归纳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