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性问题的持续关注,构成了王安忆小说创作的一条基本线索。新世纪以来,女性人物继续成为王安忆小说的主角。她先后塑造了一批女性形象,包括以《上种红菱下种藕》和《临淮关》为代表的小城镇女性形象,以《妹头》和《桃之夭夭》为代表的上海老三届女性形象,以《富萍》为代表的前开放时代的劳动女性形象,以及以《月色撩人》为代表的都市时尚女性形象,《发廊情话》为代表的打工妹形象。这些小说讲述了一个个社会边缘女性的故事,她们或者直面人生困境,自尊而隐忍地生活,或者在大都市的物质欲望中迷失了自我。王安忆的女性文本,更多的是对这些女性边缘、切实的生存意义的展现和肯定。对她们以不同方式寻找自己的真实生命的各种努力和抗争,报以深深的理解和宽容。尽管王安忆否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但在这些小说中均体现了她的女性意识。在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中,王安忆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方面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她从女性个体生命的体验转向女性生存的社会情景,女性性别生活经验内容成为深层文本经验话语,在一种平凡的日常状态中展现和肯定女性个体生命的世俗形式和意义；她将女性经验与都市经验有机结合,方言和地方经验交融通合,写活了女性的形象；在女性形象生活化的处理方面,王安忆避免庸常而琐碎的描写,赋予日常生活描写以更多的文学性,提升了小说的美学内涵。这些创作实践,无疑会给步入新世纪的文坛带来新的启发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