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清朝中央政府政治权威日益丧失,无法有效的整合国内各种有效的政治力量来抵御外敌和维持内政。中国丧失了领土主权的完整,巨额的赔款使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实现中国的独立与富强,必须建立一个具有主导性并被全国人民所普遍信守的政治权威,需要一个高度合法性的现代统一的中央政府,结束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社会必须要形成一个主导性的力量来解决权威危机。凭借着强大的动员和组织功能,政党应运而生。政党是解决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权威危机的有效手段。政党是政治现代化的产物。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通常以“朋党”的形式存在,常指祸乱朝政、意图谋反的小集团。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严厉打击危害封建专制政权的“朋党”,政党的观念是知识分子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议会内生型政党,中国的政党是在近代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产生的,是以革命党的姿态出现的,革命党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独立与富强的领导力量。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党。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一系列抵御外国列强的战争中腐败无能,致使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其采取的新政改革措施使得矛盾进一步的激化,国人对其合法性的认同下降,其丧失了应有的政治权威,不能有效的担负起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任务,人们渴望新的政治权威,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华民国的成立为中国的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政党的发展迎来了春天,两党制在中国初步运行,但是由于中国的国情以及民主文化传统的缺失、专制势力的强大,政党政治最终在中国失败了,并没有建立起新的政治权威。政治秩序的失范和无序与信仰的缺失带来了长期的政治动荡和不安,中国处于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各自为政,一盘散沙,使列强侵略中国有了可乘之机。为了重建中央的政治权威,统一中国,在革命中不断失败的孙中山总结经验教训,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1924年最终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实行革命党一党执政、一党建国。实行主义治国、以党统政、以党统军、以党训民、还政于民,这标志着孙中山党治思想的正式形成。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国民党建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体现了党治的特点,在实践中他的党治思想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政治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党治时代。孙中山党治思想的产生,既是中国革命现实的需要,又有苏俄政党实践的影响。孙中山党治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革命党与政党的观念区分,革命程序论的步骤、从两党制向一党制的过渡,再到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主要包括主义治国是党治思想的核心、以党统政、以党训民、以党统军是党治思想的具体体现、还政于民是他的党治思想的最终目的。本文力图在政治权威的分析框架下,对孙中山的党治思想进行梳理,孙中山的党治思想包含政党的核心领袖的权威、革命政党自身在中国的合法性、以及民众在政党中的作用三个方面。孙中山的党治思想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一党制的革命政党的建设巩固和完善,来推动国家建设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中国近代社会特殊的背景决定了通过集权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一党制,来重建中央的政治权威实现现代化是正确的选择。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孙中山的党治思想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理论的设计是美好的,党治只是一种手段,最终根本的目的仍然是在中国实行政党政治,还政于民。在国民党现实的运作中,广州国民政府确立的党治运行体制,尚且能够确立党的权威地位,党治使得国民党焕发出真正的生命力,同时扩大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取得了国民大革命的胜利,但是在后期的南京国民政府中,孙中山的党治理念异化,最终导致一党专政、党政不分的局面,党外无党,党权被军权压制。蒋介石以行使党治为名确立起自身的专制独裁统治,最终导致了南京国民政府政治权威的丧失、在大陆统治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