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选题是东汉奏议研究。我们讨论的对象,是最广义上的“奏议”,即大一统一人专制政体下,臣民以语言文字形式,通过特定程序、遵照特定格式,向皇帝或当时称制的最高统治者陈情报请、表达意见而形成的话语的统称。在中国古代社会,奏议被视为“经国之枢机”,在当时发挥着下情上达、决策规谏的重要作用。历代对奏议的研究,也主要从历史学、文献学角度切入,奏议的文学研究相对受到冷落。但作为文学文章之一体的奏议,既有提供文学作者政治、学术观点,保存当时俗语歌谣等文学文献价值,与同时代文章和异代奏议在共时与历时层面互为参证的文体学价值,又其本身便属于文学范畴,历代奏议的文笔、“文心”都颇有可观之处。尤其在两汉时期,奏议是极重要的文学文本,据笔者统计,严可均辑《全汉文》《全后汉文》共收文3629篇,其中奏议有1180篇,占比近三分之一。历代学者从文体分类、源流衍变、内容范围、精神内核、风格特征等方面出发,对汉代奏议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和不同的启发。我们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奏议文体的界划、奏议文本的检别、东汉奏议人文价值的挖掘和思想文化含蕴的阐释等工作,尝试建立起有效的解释体系,以还原或重建东汉奏议的立体的面貌。本文以文学史观和文体学观念为核心观念,广泛搜集古今相关资料,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和社会历史批评、统计学、心理学等科学方法,并涉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献学、文体形态学、语言学、哲学、史学等各学科,力求从历时与共时层面全面而深入地对东汉奏议的表现和质性进行探讨。本文由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和结语共六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探讨了选题的意义与价值、文献评论、思路、资料和方法、章节安排。第一章,奏议的文类形成与文体辨析,研究奏议的形成、命名、界划、“别称”及二级文体等问题。奏议一体在秦朝正式形成。奏议上达的对象,是大一统一人专制政体下的皇帝或当时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汉代奏议的署名作者,是此种政治权利未被剥夺的一切臣僚吏民。上书、奏书、上疏、奏疏、疏文在两汉皆非奏议的“别称”。作为汉奏议二级文体的“上书四品”先后形成于西汉,主要以上达程序的不同为界划标准。第二章,东汉奏议的事由。现存文本中绝大多数讨论的是当时被视作国之大事而特受关注,或具有深远社会影响的问题,可分为外戚、宦幸、帝行、边事、食货、刑律、吏治、选举、职官、儒学、礼乐、历法等十余类。第三章,东汉奏议的知识与思想。东汉奏议的知识世界丰富庞杂,其核心则是经与史。“汉家故事”和儒家经典是东汉奏议的主要组成成分。东汉奏议虽然引用了道、墨、法、兵等诸子之学,但在思想成分上占据的比重远少于儒家。谶纬作为一种知识材料出现在东汉奏议中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东汉奏议的一般重要思想,来自经典文本中那些由商周贵族、先秦及汉代士人群体总结出来的通识性的政治原则。这些“一般重要思想”在东汉奏议中的表达,总是围绕着“君”这个中心范畴。两汉有关“决疑平法”的奏议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强势渗入。第四章,东汉奏议的文学特性。曹丕“奏议宜雅”是两汉奏议体貌风格的精辟总结。两汉奏议的主流风格皆为中正典雅,但重实用、尚名节观念的兴起使东汉奏议面貌发生变化。东汉士人群体树立的“清白忠直”的人格范型,使其奏议呈现出“骨鲠”之风。东汉奏议的体制渐趋规整。汉人已有奏议“雅”而辞赋“丽”的文体批评概念。东汉奏议的修辞技巧有用事、用典、对比、比喻等,其具体运用则受到非文学因素的影响。东汉奏议与“道德”的关系使其具有极特殊的人文价值。东汉奏议中不乏直抒其情、真挚动人的篇章。东汉表文可能情感成分特盛而开魏晋表启文之风气。结语讨论了东汉奏议的文学价值、论文成果和不足之处,并就相关选题提出了其他研究空间与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