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制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少的创新与发展。受此影响,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也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就是明代的举人群体。从洪武三年开科取士直至崇祯十五年的二百多年间,明代总共产生举人有十余万人之多,对整个明代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这样一个庞大士人群体的始终缺乏系统考察,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从明代举人的社会定位、事功、分布等角度出发,再进行一些补充和讨论。首先就举人阶层的身份与定义而言,作为进士、生员两大科举群体间的过渡阶段,其社会身份的认定多少有些尴尬。在国家管理层面上,始终试图将举人作为生员的一部分而加以控制,而在现实层面上,却又因举人群体区别于普通生员的各项权利而难以驾驭。两者间的矛盾,造就了举人这样一批游荡于仕与不仕之间的社会特权群体。而与此历史进程向伴随的,便是长期困扰明代地方社会的赋役优免、乡绅等问题的出现。上述这些因素,均深深地影响到了当时社会对举人身份、形象的界定与自我认同。就本文的初步研究结论来看,明代举人层享有同进士层相似的优免特权,因此在利益层面上,他们同进士群体走的更近,但从其行为上而言,却更类似于生员层,故往往为进士所不齿。而就举人的自我评价来看,在接受现状给予他们的评价之时,部分有识之士也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提出了改革之法,试图自救。从举人的仕途来看,由于资格、出身等陈规的限定,举人相较于进士,难以获得较大的政治舞台。自明代中期开始,更多的举人徘徊于府县级的官员之中,政治前途的渺茫,也助长了该群体甘于堕落的风习。而偶有的超擢之举,也往往成为朝廷高层政治斗争的先兆,处于其中的举人,虽有一时显赫,但却难以善终。可以说,在这一批举人眼中,明代政治俨然是另一种感受。在本文中,举人的出路一直是考察的重点。相较于进士出仕而言,更多的举人选择了与宦途截然不同的道路,因而也让这一群体的社会面貌更为的丰富。而即使在那些已经踏入官场的举人而言,也因其出身而有着与进士截然不同的政治遭遇。通过第三章中对一批任职州县的举人官员仕途的考察,我们会进一步了解到,在明代政治中举人为官道路的不易。科考是举人的最终目标,也是其身份的意义所在。对于大多数举人而言,金榜题名始终是其无法实现的梦想,于是,科考本身便成了举人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考官、时文、门生与座主、评卷与黜落,这些原本看似能够保证科举考试公平进行的因素,在他们眼中均成了可以议论的焦点,看似沉寂的棘闱,在落第举人眼里,成为了帝国政治的风向标,他们无疑对明代科举制度有着最深刻的认识。本文通过明代举人考试资格的分析,对成为举人之前必须经历的科考、乡试以及举人参加会试考试经历的分析与描述,试图通过个别落榜士子数十年科考的亲身体验,去挖掘在进士层面看似天然合理的科举制度本身。而通过这样一种视角,我们更能深入了解在这些帝国考试失败者眼中,科举制度一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题。乡试考试无疑是举人录取的关键。在明代解额制度的规定下,大区域(行省)间的举人数量一直在控制在固定的数目下。然而在区域内部是否仍然存在着这样的分配,看似自由竞争的乡试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地区限额。通过对明代南直隶地区苏、松、常、镇、宁五府乡试情况的集中研究,我们同样可以确认,这种基于地区公平的选拔机制也近可能的被贯彻于乡试考试之中。而在这样的认识下,眼下热门的历史地理人才研究,似乎也有了新的解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