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赵本山小品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到2011年赵本山小品在春晚舞台落下帷幕,赵本山的春晚小品陪人们走过了21个年头,在这二十几年里他都被社会持续的关注并且不断赋予新的意义,这种现象的背后是社会各种力量的不断注入和参与,使得赵本山现象成为了中国近三十年的文化转型与社会变迁中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本文以赵本山春晚小品作品入手,通过对赵本山各个时期的典型小品的分析与解读,发现其隐藏在作品背后的社会心理文化,并且尝试找到这种社会心理文化的最终来源。本论文把赵本山作品置于社会变迁下的语境中,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文献研读法对各个时期赵本山春晚小品进行分析和解读,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展开论述：绪论部分梳理了围绕赵本山本人及其作品的相关研究现状,目前主要的研究从作品语音、表演风格、人物形象、叙事策略与主题和文化现象五个方面进行的,总结这些研究目前取得的研究成果,发现在目前的研究中还没有把赵本山作品置于社会变迁下的语境中去反思赵本山春晚小品文化现象,对赵本山春晚小品的文化审思探讨还应该继续深入和挖掘。同时在整合了研究资源后提出了本论文研究方法及意义。第一章,初登春晚：大众文化的崛起与“家”题材的契合,本章主要分析了赵本山之所能够登上春晚的舞台主要是基于当时地域文化的现实诉求,再者是弥补春晚舞台农民形象的空白,春晚舞台作为一个文化政治力量的集中体现,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全民想象性舞台和谈判地点,它是中国大众获得想象性“文化平衡”的重要场所,所以才有赵本山农民形象登上舞台的可能。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赵本山春晚小品《相亲》《我想有个家》等能够在当时激起热烈反映的背后实质是基于改革开放后,人们对于两性家庭的渴望,内心情感得到一定释放,“家”的概念在八十年代以后变得突出和重要,这是起源于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导的农村经济改革,以及国家计划体制日渐被打破,也就是起源于旧的经济体制的解体和新的市场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因此“家”的符号与家庭联产承包的经济制度是同构的,赵本山把“家”作为其意识形态运作的主打符号成功的获得了观众的喜爱。第二章,成功登顶：对官方、市场、民族的合理把控,本章主要分析了上世纪90年中期赵本山春晚小品是如何一步步在春晚的舞台上站稳脚跟的。这一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丰富成果,人们开始关心消费和享受消费,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在这种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变化之时,赵本山春晚小品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定之内,抓住了当下人们心中对消费的认同和渴望以及对国家富强起来的之后的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从而赢得了认同。在作品中内容和主题上充分利用农村题材和农民形象,勾起全国大部分观众共同的农村记忆,营造共同生活经历的表象,掩盖了当时社会发展不平衡所出现的矛盾与对立,让人们在轻松的喜剧笑话中自然而然的认同了他的作品。第三章,黯然谢幕：商业时代的文化批判,本章主要分析了在赵本山从二人转演员成功转型为知名商人之后的春晚小品有那些变化以及赵氏小品谢幕背后的原因。在后期的小品中在对社会底层群体生理缺陷的模仿,人物身体的残缺与人物的命运安排或个体的生命意识并未显示出紧密的关联,大多仍是作为喜剧的笑料而存在。病态与残缺的身体所导致的愚笨在赵氏小品中不是在引导大众对此的同情和关注,反而是从这些残缺和笨拙中获得自身的优越感,再者,作品中常常以单纯的俗世民生与笑料堆砌,没有了以前反思现实的机智与娱乐的智慧,遵循“娱乐至上”的原则,把娱乐变成了“愚乐”,从而失去了对自我存在状态的清醒认识,失去了与现实对话的能力,也失去了对现世的生命关怀。在赵本山作品质量不断滑坡的同时社会转型也在基本完成,不同阶层的形成导致了人们很难在同一个事物上产生共鸣,人们再也无法通过消费一个“共同的过去”,来想象性地消解当下生活世界的分化与区隔,这就是赵本山春晚小品的谢幕的根本原因。本论文的创新意义在于在注意到中国社会变迁的情况下去分析赵本山春晚小品的在获得追捧与批判的根本原因,发现赵本山春晚小品是如何与其当时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在多种文化产品在推广上遇到瓶颈的今天,充分考虑社会文化心理变化趋势,努力找到或尝试营造能够引起全民情感共鸣的因素,是获得更多大众关注的制胜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