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时代的基层社会控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学界对宗族、乡绅、礼法等在基层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向来比较关注,但对政治权力在其中的作用却关注不足。基于此,本文以清代山西的佐杂分防问题为研究对象,具体通过对佐杂分防的变迁与空间布局、职能发挥、官员群体的特征等方面的考察,审视佐杂分防在基层社会控制中的实际意义。就清代山西佐杂分防机构的变迁问题而言,实际上呈现出“不变与变”两大特征：“不变”的一面在于数量上的相对稳定性；“变”的一面则在于内部频繁复杂的置废改徙上。不论是“不变”抑或“变”,均是出于帝制王朝控制山西基层社会的实际需要。随后,本文以乾隆三十八年山西的43处佐杂分防机构为讨论平台,从省域尺度和州县尺度两个进路对其空间布局问题作了考察。省域尺度方面,分防机构在数量上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特征,在驻地类型上亦有着鲜明的地域差别。州县尺度方面,分防机构与州县治所之间的距离因素、驻扎地本身在社会经济方面的重要性,成为设置分防机构的两大考量。就清代山西佐杂分防机构的职能发挥而言,本文分常规职责与非常规职责两个方面作了梳理。研究发现,不论是巡检司还是分防佐贰机构,均有大量在制度内发挥职能的例子。另一方面,佐杂分防机构又存在不少溢出制度规定职责之外的非常规职责的现象。主要表现于：不少佐杂分防机构有相对明确的分防区域；在治安巡缉之外,又承担了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催办赋税、市场管理、公共建设、发展文化等多方面的丰富职能。就清代山西分防佐杂官员群体而言,其在籍贯、功名、迁转等方面均遵循着一定的制度规定。从官员籍贯来看,严格遵循了回避原籍的制度；就官员功名而言,巡检官均普遍劣于佐贰官,这实际是与佐杂官员的品级相契合的；从官员的迁转来看,巡检官升为更高品级官职的事例并不多见,而佐贰官中则有不少晋升为更高品级官员的例子,这揭示出有无科举功名、科举功名的高低是清代官场晋身的核心途径。总之,清代山西佐杂分防态势的形成与变迁,根本上是由山西特定的地理、经济、社会环境决定的,体现了其独特的山西个性。本文的研究在又一次证实“皇权不下县”理论站不住脚的同时,进一步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传统时代的佐杂分防在基层社会控制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绝非可有可无的“闲曹”或“冗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