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红色经典”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的是“红色经典”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继承和改写情况。在研究过程中,依据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关于“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文学研究理论,构筑了本文的框架结构;并运用原型批评和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对“红色经典”文本进行了细读与分析,同时也兼及了大众文化理论以及狂欢理论的相关方面。基于以上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本文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创作原则的“红色经典”长篇小说,是在对“大众化”和“艺术化”双重标准的不断适应与调和之下,确立了自己的立足点的。具体来说,一方面,“大众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损害了文学作品的“艺术化”,使“红色经典”小说出现了符号化、模式化等倾向;另一方面,“红色经典”的模式化问题虽一再被评论界所诟病,却因为它契合了当时文学接受群体的整体水平和素质,而在读者群中广受欢迎和喜爱。本论文对这些在评论界和读者群中引起巨大接受反差的创作模式进行了综合和归类。全文分为五个部分:导论部分回顾了“红色经典”在不同阶段和时期的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本文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从四个方面概括了论文的创新与贡献。第一章将“红色经典”置于俗文学视野下进行观照后发现,“红色经典”与文学源头的“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表现在“红色经典”具有深厚和扎实的民间根基、“红色经典”的传奇故事具有通俗文学趣味性的核心特征、“红色经典”具有模式化、狂欢化等大众文化气质;同时指出,这些特征的显现与《讲话》和“红色经典”话语权确立之间有密切联系。第二章对“红色经典”的情节模式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分别表现在:在中国传统文学重数传统的影响下,“红色经典”建立了以“三”为核心的数字模式;“红色经典”继承了传统小说“逼上梁山”和“两军对垒”的书写模式;源远流长的复仇文学传统也在“红色经典”中得到继承和改写;传统的成长模式在新时期见证了“红色经典”中工农兵主体人物的成长历程。第三章探讨了“红色经典”的人物模式,“红色经典”对传统的英雄母题进行了改写,传统的具有“感生与异貌”特征的神化英雄,在“红色经典”中成为半人半神的工农兵英雄;群体化是传统小说的一个叙事模式,“红色经典”的人物塑造也出现了明显的群体化特征,不过这种群体特征被极端放大后对人物的个体性造成了很大程度的挤压;脸谱化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重要表现手法,“红色经典”的脸谱化倾向明显,不过在一些塑造得相对成功的小人物身上有所纠正;忠奸对立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物进行分类所采用的道德标准,在此影响下,“红色经典”人物谱系中的叛徒一类,在其还没成为叛徒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某些征兆,好像天生具有“反骨”一般,这无疑是传统模式下的书写策略。第四章从场景设置的角度,揭示了“红色经典”与传统小说模式之间的联系,具体表现在暴力描写传统、饮食描写传统和情欲描写传统等方面。“红色经典”在对这些传统手法挪用的时候,也将它们重置于“革命”的语境之下,从而显现出新的特点和新旧纠缠的痕迹;在语言场中,既有无声的语言场也有有声的语言场,透过这些有着浓厚乡土特征的具有狂欢性质的语言表层,我们看到的是隐遁在其后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