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揭露了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此后国际上的金融监管理念逐渐发生改变。强化宏观审慎监管、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发展趋势。危机爆发前夕，金融机构的杠杆水平高企；而危机期间，金融机构的过度“去杠杆化”行为导致金融危机迅速扩散，加速了金融危机的深化。因此，高杠杆风险开始转变为国内外学者和监管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2010年出台的巴塞尔协议III将杠杆率指标纳入到资本监管体系，以减少商业银行的过度投机和监管套利行为；随后，我国银监会以巴塞尔协议III为基础，构建了我国杠杆率监管的总体框架。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以下问题：银行杠杆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和传递中如何发挥作用？基于银行杠杆的金融风险传递机制和路径是什么？以及杠杆率监管指标的纳入对资本监管有效性和金融风险防范有何影响？深入研究上述问题，对于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资本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前来看，已有文献围绕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机构杠杆进行了广泛研究，但针对金融机构杠杆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联研究尚不深入。现有研究多是探讨杠杆与单个商业银行之间的风险关联，或对银行杠杆与金融稳定的关系进行简单的理论描述，而基于银行杠杆的风险传递机制分析，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另外，在资本监管制度和金融风险的防范方面，已有研究评价了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监管的优缺点以及两者的配合效果，但针对银行杠杆约束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对资本监管有效性的影响，以及其在金融监管体系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等问题，现有文献并未做出系统性的研究。　　本文以银行杠杆为研究主线，剖析基于银行杠杆的风险传递机制，探讨银行杠杆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和传递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研究银行杠杆约束的监管有效性，考察杠杆约束对金融风险防范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构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于相关经济数据，考察商业银行杠杆的周期性特征及其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联；第二部分运用未定权益分析法、极值理论和Copula函数测度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第三部分利用金融风险测度结果，以及其他相关变量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分析基于银行杠杆的金融风险传递机制；第四部分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探究银行杠杆约束对资本监管有效性的影响；第五部分总结和梳理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实践，为我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制定资本监管政策框架提供有益参考。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首先，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我国商业银行的杠杆水平具有明显的变化特征。总体来看，经济繁荣时期，商业银行的杠杆水平处于高位；而危机爆发期间，在监管要求和主动避险的双重作用下，商业银行迅速去杠杆化，导致杠杆水平断崖式下跌；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商业银行的杠杆水平会慢慢回升，进入下一个变化周期。其次，本文通过考察银行杠杆与其资产规模之间的关系，发现当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增大时，其杠杆水平会显著提高，因此我国的商业银行杠杆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特征。最后，通过判断我国银行杠杆的变化与在险价值、金融危机之间的关联，可以看出商业银行杠杆的过度上升往往伴随着金融体系潜在风险的增加。　　（2）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银行风险溢出进行测度时，本文采用潜在损失和平均违约距离两个指标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大小，并借鉴 Adrian和Brunnermeier（2008）提出的 CoVaR方法的思想，构建*?CoVaR指标衡量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效应。根据风险测度结果，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银行风险溢出均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且整体来看，两者的变化趋势较为相似。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较为突出，银行的整体风险溢出效应也较大；2010年以后，随着经济发展状况趋于平稳，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银行风险溢出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而2014年以来，随着深化金融改革进程的加快，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商业银行风险溢出水平均明显上升。　　（3）在分析银行杠杆对我国金融风险传递的影响机制时，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首先，对于商业银行体系而言，银行杠杆水平的上升对商业银行的个体信用风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银行个体风险的增加会进一步加剧其风险溢出效应，最后导致银行体系风险的提高。其次，银行杠杆水平的上升会直接和间接地扩大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方面，银行杠杆水平的提高会直接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显著增加；另一方面，银行杠杆水平上升会使金融风险在商业银行体系内部传递，增大银行风险溢出效应，而银行风险溢出效应的增加会显著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再次，系统性金融风险会对商业银行风险产生正向反馈作用，即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提高会导致商业银行个体风险的显著增加。最后，金融体系具有一定的内生修复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金融风险的无限扩大。　　（4）银行杠杆约束有助于资本监管有效性的提高。从微观层面来看，本文基于资本监管理论模型发现，在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基础之上引入杠杆率监管，能够遏制商业银行的监管套利行为；此外，还分析了杠杆率监管影响商业银行行为选择的两种途径，即降低商业银行监管套利的期望利润、增加监管部门对监管套利行为惩罚的威慑力。从宏观层面来看，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特征，且其顺周期性依赖于高杠杆水平，因此，对银行杠杆加以约束能够缓解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顺周期性问题。综上，在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基础之上引入杠杆率监管，能够通过遏制商业银行的监管套利行为和缓解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顺周期性，提高资本监管的有效性，更加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　　（5）在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研究中，本文回顾和梳理了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和监管政策的改革实践，并总结了资本监管工具的演变和杠杆率监管的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的金融监管现状以及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我们能够得到如下启示：在金融监管体制方面，我国可以探索实行“大央行”的综合监管模式，即“中央银行+金融行为监管局”、“中央银行+审慎监管局+金融行为监管局”等模式。在资本监管方面，首先，我国应当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构建灵活的杠杆率监管机制，即制定差异化和动态化的杠杆率监管标准。其次，完善杠杆率与资本充足率相结合的双重资本监管体系。如进一步改进多层次的资本充足性监管体系，建立相关的资本应急机制；利用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的双重标准对商业银行进行分类差别监管；通过纳入流动性监管、创新资本补充工具等完善我国资本监管的总体框架等。　　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研究视角上，本文以银行杠杆为研究主线，考察了银行杠杆的周期性特征及其与金融风险之间的关联，重点分析了基于银行杠杆的金融风险传递机制，以及银行杠杆约束的监管有效性问题。目前来看，基于银行杠杆的视角对金融风险的形成和传递、资本监管效果等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文献较为少见，本文在该领域的研究视阈上进行了一定拓展。　　（2）在银行风险溢出测度方面，已有研究大都采用市场法或未定权益分析法（CCA）。其中，市场法仅利用了市场数据的单方面信息，测度结果过度依赖于金融市场的有效性程度；CCA方法虽然利用了财务报表和市场数据的多方面信息，但忽略了商业银行在危机时期违约相关性的变化。本文采用CCA方法，考虑多维度的风险信息，在此基础之上引入极值理论和 Copula函数，进一步考虑商业银行违约相关性的变化，并借鉴CoVaR方法的思想构建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测度指标。　　（3）本文率先将银行杠杆、银行不良贷款率、银行风险溢出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纳入同一分析框架，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解决各级金融风险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并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深入分析了银行杠杆对我国金融风险传递的影响机制。　　（4）本文以银行杠杆为切入点，研究内容涵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传递和防范，研究构架和内容较为系统全面，能够为我国基于银行杠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构建双重资本监管政策框架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