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丽末鲜初诗坛对陶渊明的接受为研究对象，探寻这一时期诗人作品中对陶诗文的接受，以李集、李穑、权近等为代表，从三个层面开展研究：第一、主题的承衍。第二、人品与诗品。第三、形式的发展，分析这一时期学陶现象突出的原因，总结丽末鲜初诗坛学陶的特点，论证其在古代朝鲜陶渊明接受史中的地位和意义。全文分为五个部分来进行论述。
　　第一章主要介绍丽末鲜初学陶诗风的背景。新罗时期，陶渊明的部分诗文因收入于《文选》而得以传入朝鲜半岛。另外，在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中有两篇与陶渊明有关的诗文，这是现有文献中陶渊明在古代朝鲜诗坛的首次亮相。高丽中期，由于陶渊明诗文集的传入，诗坛中学陶的诗人开始增加。李仁老创作了古代朝鲜的第一首“和陶辞”，他是首位从人品和诗品上比较完整评价陶渊明的古代朝鲜诗人。李奎报是首位提出“陶体”一说，并且效仿“陶体”进行创作的古代朝鲜诗人。到了丽末鲜初，李集、李穑、权近等人学陶的创作成为了古代朝鲜诗坛学陶的高峰，对陶渊明的接受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们在风格、主题、意象、形式、人品、诗语等各个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陶渊明及其诗文的影响，奠定了学陶的典范模式——以“道德评价”和“文学价值”相结合。朝鲜朝汉诗人学陶继续沿着丽末鲜初诗坛的模式发展。这一时期诗坛中比较突出的是“和陶诗”的大量出现，以及诗话中的陶诗批评。
　　第二章论述高丽末期隐居诗人李集对陶渊明的接受，从生平和思想方面探求李集与陶渊明相似的人生经历，引发他与陶渊明诗思上的共鸣，继而考察李集在语象、风格、意境上对陶诗的接受。李集创作了4首咏陶诗，其中受《归去来兮辞》、《饮酒》（其五）、《读山海经》（其一）、《与子俨等疏》等作品的影响最深，形成了闲适和枯淡的诗歌风格，意境冲澹高古，颇得陶诗之趣味。在隐居、贫病、菊酒主题的诗歌中，李集塑造了一个贫病中的隐士形象，他寓居于废弃寺院中，以诗书作为余生的寄托。章末小结论述了丽末鲜初诗坛“赋归诗”中的陶渊明因子，通过对金九容、赵浚、郑梦周等人诗歌的解读，发现他们对隐居生活的描述往往是理想化了的，这多是由于他们并未像陶渊明一样以躬耕为生。
　　第三章考察了丽末性理学倡导者李穑汉诗中对陶渊明的接受，在其诗歌中有近两百首与陶渊明有关。通过对李穑隐逸认识的分析，可知李穑格外崇尚陶渊明，并非因为其隐逸行为，而是重在陶渊明人品和诗品上，如为政态度上不事二朝的忠贞，生命哲理上的安贫乐道，本源追求中的尚真。在诗学上对陶诗的接受主要体现在追求诗歌创作中的“妙悟”和清新自然诗歌风格的推崇。章末小结中比较了李穑与郑道传、闵思平、李集、卞季良等人诗歌中闲适和枯淡诗风的表现。
　　第四章考察了陶渊明对权近汉诗创作的影响。权近为官高丽、朝鲜朝两朝，在政治思想上与李集和李穑有较大的差异。在学陶上，他创作了古代朝鲜的第一组“和陶诗”，从诗歌形式和语言上学陶，学习陶诗中散文化的语言特色，在诗歌意象的营造上更加的具体可感。章末小结列举了丽末鲜初学陶的其他形式，如郑道传的“效陶诗”、元天锡的“节陶诗”等。
　　基于以上研究考察，结论部分总结了丽末鲜初诗坛对陶渊明接受的特点，首先，学陶的模式形成了典范性，即以“道德评价”与“文学价值”相结合，奠定了朝鲜朝中后期的发展方向。在“道德评价”上，陶渊明的隐逸精神和“不事二朝”的高洁品格最为诗人所推崇。“文学价值”方面，侧重从“风格”“题材”“语言”等方面来观照和学陶。其次，通过对比中国陶渊明接受的情况，特别是杜甫、苏轼、朱熹等人对陶诗的接受，丽末鲜初诗人对陶渊明的认识呈现出相似性和滞后性，他们兼学唐宋，但在诗学角度，更多的是吸取宋人对陶渊明的批评。再次，受到陶诗和性理学的双重影响，丽末鲜初诗坛形成了“以物观物”的自然观。诗人们以“物我一心”的自然审美观，将古代朝鲜特色的渔村、山寺等社会和自然风貌写入田园诗和隐居诗中，营造出闲远澄明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