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刑法》关于妨碍公务罪的规定是在总结、提炼1979年刑法对于妨碍公务罪的规定及一系列有关本罪的特别刑法的基础上，对本罪进行的修改和调整。现行《刑法》将相关特别刑法关于妨碍公务罪的规定纳入了统一刑法，同时在1979年刑法第157条的基础上，明确把“妨碍公务罪”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两罪进行了区分，实现了“一法条对应一罪名”。然而一直以来，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妨碍公务罪的认识和探究还处于浅尝辄止的程度，对于妨碍公务罪的具体认定存在较多不同的观点，在司法实践中，也缺乏一定的司法解释来辅佐案件的处理，这使得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妨碍公务案件的认定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和错误判断，以至于出现罪与非罪界限模糊以及一系列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发生，严重有损司法工作的公正性、严肃性和权威性。鉴于此，笔者试图以提出问题的形式，通过梳理理论界对于该罪名相关疑难问题的不同观点和现有的研究成果，并借助相关案件的具体分析，采用以案说法、以理析案的研究手段，来研究和探讨司法实践中普遍面临的诸多认识难题。本文分为三大章节，第一、第二章为一类问题的专题研究，第三章则是在前几章的基础上，对妨碍公务罪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本文的第一章探讨的是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该章共分三节，分别从三大方面研究分析本罪对象的构成：一是犯罪对象应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二是该对象履行职务的行为是合法的，三是该对象处于履行职务过程中。该章首先阐述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概念，并对中国共产党机关人员、各民主党派机关人员、城管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家属和亲友、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能否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提供了鲜明的论据。其次，通过相关案例的分析对“依法履行职务”之“法”的范围提出了科学的认定，对职务行为合法性的判断方法和判断标准提出了清晰的看法。最后，笔者从立法者本意出发，提出“预备阶段应当成立本罪”的观点，并对“公务执行完毕”判断标准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本文第二章讨论的是妨碍公务罪的行为问题。通过研究分析我国《刑法》对于该罪的规定，归纳总结出妨碍公务行为的三大特性，即行为的限定性、阻碍性和特殊性，从而为判断一行为是否符合妨碍公务罪的构成提供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对妨碍公务罪两类特定手段（即暴力和威胁）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分别探讨两类手段的法律形式和入罪程度，为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提供参考。另外，笔者对司法机关实务中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如以告发为手段和以自杀、自残为手段是否构成本罪进行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本文第三章讨论的是妨碍公务罪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具体包括妨碍公务罪的入罪要求、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对本罪定罪量刑的影响、本罪的罪数形态问题。入罪要求是认定某个行为是否满足妨碍公务罪的构成的关键问题，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应当注意区分妨碍公务行为与正当防卫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与轻微侵害行为的区别，进一步严格妨碍公务罪的入罪条件。此外，笔者认为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目的）对于妨碍公务罪的认定也同样至关重要，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分析，得出“为逃避处罚而实施暴力属于妨碍公务罪的主观内容”和“为打击报复而实施暴力不属于妨碍公务罪的主观内容”。最后，以妨碍公务罪的罪数形态研究作为本文的最后一节，重点讨论妨碍公务罪与扰乱法庭秩序罪的法条竞合关系，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的想象竞合关系以及与相关犯罪的牵连关系，并提出我国《刑法》应当对牵连犯罪的规定做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