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加速推进外贸高质量发展新的关键期,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速度加快,为中国经济“换道超车”带来契机。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全球贸易格局面临重构,以及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面对新时期的发展契机以及与此伴生的不确定性,我们要加快构建中国新的经济着力点,充分发挥装备制造产品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2020年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总需求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下文中使用“沿线国家”）的需求额占到了30%左右,总规模超过了一万亿美元,这为中国装备制造产品“走出去”提供了新的市场机遇。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中国对沿线国家装备制造产品贸易潜力及影响因素,对于推进外贸高质量的发展、促进双循环格局的构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并阐述相关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对沿线国家装备制造产品的出口现状,然后使用2011-2020年中国对沿线国家装备制造产品出口贸易数据,采用随机潜力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测算了影响中国对沿线各国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而计算贸易潜力,其次分析了自贸协定的签署、关税水平、信息化水平、经济自由度和贸易国制度环境对贸易非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装备制造产品是中国主要的出口贸易品,中国近一半的出口贸易额来源于此,并且在过去十年间出口规模在不断扩大。第二,在对出口规模主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结果表明影响较为显著是: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地理距离和中国对贸易伙伴国的投资存量,而共同边界和内陆国的影响不太显著。第三,贸易效率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对沿线国家装备制造产品出口的总体效率值偏低,并且空间差异明显。第四,装备制造产品出口存在非效率,在影响中国对沿线国家装备制造产品非效率因素中,最为显著的是自贸协定的签署、贸易伙伴国的关税水平以及经济自由度,比较显著的因素是贸易伙伴国的政府支出水平,而贸易伙伴国的信息化水平、政府效率和政治稳定性的影响不明显。最后,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对释放贸易潜力提出对策建议:优化对沿线国家的投资结构;加快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加强双边合作,提升贸易伙伴关系;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别产品的出口,采取差异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