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一个思想家,同时是一个行动家,他一生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并融西方文化于传统文化之中,他从功利主义转入佛学,再由佛入儒,最终成为新儒家开山人物,思想上的坚持与人格上的坚守成就了他的新儒学事业,也构建了他的新儒学体系。但梁漱溟的理想并不止于此,他尝试着、并不遗余力地推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实现他救亡兴国的道德理想。在梁漱溟看来,乡村建设运动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场运动,目的在于挽救日益破败的中国,这正是他返本开新、内圣开出新外王道德主张的现实践履。他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一场综合性运动,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等各个方面,乡村建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场道德实践运动。梁漱溟充分展现了他的伦理道德思想,在道德结构的序列上,政治伦理具有首要性,经济伦理具有主体性,文化伦理具有根本性,而教育伦理则是实现道理理想的动力与根本途径。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梁漱溟突显经济伦理建设的主体地位,认为国家的强大与繁荣必须依靠发达的经济实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功利性的气质,以致没有形成产业化与规模化的经济形态,梁漱溟倡导经济生产的合作化,以营造团体的经济生产模式,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伦理层面,梁漱溟认为政治是国家稳定与发展的直接保障,中国传统社会由于缺乏分立的阶级与统一的意识,以致政治松散而分离,必须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要求政府管理者的高尚人格与健全的政治规范结合起来,同时提高民众在政治中的参与度,实现政治的公开化与管理的民主化。在社会道德层面,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以职业分立为特征的伦理本位型社会,传统文化理性有余,而理智不够,并且缺乏公共道德,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任务就是复兴中国的传统伦理文化,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指导思想,发扬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与改过迁善的人生向上精神,同时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权利、民主、公德思想,实现中西伦理精神的互融。在教育伦理层面,梁漱溟认为教育是复兴文化的根本途径,中国传统教育过分强调个人道德的塑造,忽略团体性道德的培养。在知识传授的结构上,偏重人文知识,轻科学技术,梁漱溟认为应当矫正这样的教育理念,实行民众教育,将教育普及化,在内容上将人文与科学结合起来,倡导知识分子下乡,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最终失败了,源于战争与政治的影响,也源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单纯与孤立无依,这是梁漱溟道德理想的破灭,他的新儒学伦理主张没有获得最终实现。尽管如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实践仍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经验,一方面拓展了传统儒家伦理的实践性品格,使儒学不再是纯粹的书斋理论；另一方面,乡村建设运动对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有所启发,包括提倡知识分子下乡、提升农民的民主、权利素质等。梁漱溟通过乡村建设运动表现了一个新儒家人物的态度与执著,他一生坚持着复兴中国文化的宏愿,并施展自己救亡兴国的道理理想,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失败了,但这种拓展儒家伦理文化的尝试并不会终止乡村实践伦理必将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