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书法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扩张,思想观念的开放,城市文化的繁荣,社会阶层界限的消融,社会在巨变中促使一个蓬勃多元的文化环境的形成。正如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所述：“在鼓吹探索内在真实自我心学的鼓励以及锋芒毕露的城市文化刺激下,书法家在一书中追求‘奇’的特质,使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具有表现性戏剧性娱乐性。”明末清初书家的临摹观由此发生了转折,无论是董其昌以行书笔意“临”张旭楷书《郎官壁石记》或王铎任意割取拼凑《淳化阁帖》中“二王”法帖形成难以“卒读”的新作；或是八大山人衰年变法以自家笔意风格有别于原帖“临”《临河序》凡数十几种等等,都表明古代经典的绝对权威和约束力逐渐衰弱了,书家逐渐开始在更大的程度上偏离自古以来在顶礼膜拜中所遵奉经典,而以“臆造性临仿”的临古取代了亦步亦趋被动接受传统经典,从而不再拘泥于经典,而是以更加开放方式去重新诠释经典,进行积极性之探索,从此也开启了书家对传统经典之外的其它书法资源的关注和挖掘,拓展了书家的学古之路,间接促进了帖学的衰微和碑学的萌芽。本文旨再通过对明末清初书家临摹观念的研究,深谙临摹观形成的文化背景与发展脉络,洞悉书家具体的临古观念,更从服务于我们的书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