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传统的城乡二元制结构不断被冲击,城乡差异、地区差异、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接踵而至,伴随而来的便是诸多社会矛盾的汇集与爆发。由于历史及现实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长期以来始终奋战在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稳定的第一线,这无形中增加了执法主体与执法对象之间的隔阂,导致人民警察在依法执行职务过程中被执法对象谩骂甚至殴打的事件屡屡见诸报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刑法学界在《刑法》是否应当单独设立“袭警罪”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直到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正式生效实施后,立法机关仍然坚持不单独设立“袭警罪”的立场,但将“暴力袭警”行为正式纳入刑法制裁的范畴,并且按照妨害公务罪从重处罚,这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学界是否应当单独设立“袭警罪”的争论。但是由于我国当前刑法理论对妨害公务罪的研究仍然较为局限,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罪的“暴力”、“袭击”等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还存在诸多偏差;同时,我国目前采取二元制裁体系,袭警行为既可构成治安违法也可构成刑事犯罪,两者间很难说有清晰明确的界限;更为关键的是,妨害公务罪属于轻罪(法定最高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用其应对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各类袭警行为属于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刑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似乎为妥善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些思路。目前比较务实的做法是依托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对该罪划定一个“上限”与“下限”,在这两者之间的袭警行为可能构成袭警型妨害公务罪,对于超过“上限”或者“下限”的则不在妨害公务罪的框架内展开讨论,而是分别按照其他重罪或者治安行政违法论处。在刑法教义学视域下,按照“不法——有责”的两阶层犯罪论体系,从法益保护来看,由于《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妨害公务罪存在“一般条款”与“袭警条款”的区分,因此有理由认为妨害公务罪在国家公务活动这一一般法益之外,在其“袭警条款”中还存在人民警察职务行为这一特殊法益。从行为方式来看,为了保持犯罪圈的合理张力,避免司法机关任意行使刑罚权,行为人只有采取积极作为的方式,使用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袭警行为,单纯的消极不作为或者轻微的身体接触一般情况下并不构成犯罪。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当对袭警行为的暴力作广义上的理解,不仅包括直接对执法警察的身体施加强制力,同时也应当包括对他们在执法过程中紧密占有的与执法活动密切相关的物品施加强制力的情形。但是,对于近年来相继出现的与传统暴力方式所不同的非典型袭警行为,应当坚持袭警行为的暴力仅限于“有形暴力”,不可以将所谓的“无形暴力”任意扩大到袭警犯罪的行为方式中。在满足了“不法”要件后,判断一个袭警行为是否构成妨害公务罪还需要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非难可能性。行为人实施暴力袭警时主观上应当具有犯罪故意,并且具备“违反法律执行”的犯罪目的。同时,作为独立于故意与过失之外的责任要素,袭警行为人是否具有明确的违法性认识不需要司法工作人员单独加以判断,只需要行为人概括的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