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首先对风险问题的研究,到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出版的《风险社会》以及之后的《世界风险社会》中的世界风险社会的图景,2003年的非典公共危机事件中我国的政府、媒体与公众才开始意识到风险社会已经近在眼前。　　在转型期我国的公共危机传播中政府、媒体与公众缺一不可,主要体现在公共危机传播中政府的危机管理中的新闻发布会与新闻发言人的应对,笔者主要探讨非典与甲型H1N1流感中的新闻发布工作的不同,在从2009年开始的我国地方政府网络发言人的应对又何在?笔者主要以佛山网络发言人平台以及贵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平台为案例来探讨二者应对能力上的不同。　　在公共危机传播中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关系研究中,笔者探讨的媒体主要是互联网,互联网是今天中国最主要的公共领域的图景所在,在其中笔者主要选择了一个较小的切入点:微博来探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微博已经是公众的社会安全阀机制,它的传播特点以及功能是我们所关心的。　　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公众探讨中,笔者主要借鉴危机中的社会心理以及勒庞的大众心理研究来探讨危机中的公众心理,并选择了《非典-南方论坛》,以及天涯社区中的“甲型H1N1流感吧”统计这两个案例中公众心理的具体表现。　　最后,笔者走到了该论文最终的落脚点公共危机传播中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关系所在,主要通过公共危机中三者的关系图解以及公共危机事件中同样来自政府、媒体与公众三方面的噪源来探讨三者的关系,文章的最后,笔者从宏观上借用议程设置理论来阐述三者的三种议程、三角互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