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是以明代翰林馆课卷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于馆课命题体裁和内容的解读,进而分析馆课在庶吉士制度这一明代高级文官培养机制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存在的局限性。第一章主要是探究明代翰林馆课汇编的刊刻和存世情况。明代后期,在统治阶级、书坊主和文人士大夫等三者的合力作用下,馆课汇编(包括专门辑录的馆课集和个人文集中的馆课汇编两大类)得到大量纂辑和刊刻,并迅速成为民间书籍市场上的畅销书。但是由于当时社会上急功近利的风气日盛,馆课汇编的纂辑和刊刻亦出现了书籍质量下降、编纂体例缺失、馆师托名和选编草率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清代初期,这些翰林馆课汇编得以继续流传并出现了新的纂辑。但是到乾隆时期,因为编纂《四库全书》的寓禁于征,明代翰林馆课汇编遭到了大量禁毁,致使嘉庆之后,在官方已很难见到明代翰林馆课集。后又历经民国战乱时的散佚,现今明代翰林馆课集的存世数量,据笔者阅读范围所及,共有二十五部,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它们所辑录的馆课卷,却承载着明代高级文官培训制度即庶吉士制度的内在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同时也真实反映着明代国家和社会的现实状况,是我们解读庶吉士制度和明代历史的重要史料。第二章主要是对现存明代翰林馆课卷的体裁进行梳理和分析。按馆课文、诗各一题的命题方式对现存馆课卷体裁进行整理和归纳,可以看到文类体裁有四十六种,诗歌体裁有三种。首先,文类馆课卷的体裁主要有公文、散文和韵文等三大类。公文,是一种政府用来处理时政事务和行移往来的文体,具体可以分为代王言和陈下情两种。现存文类馆课卷中,诏、诰、敕、制、册、檄、玺书和韵语等八种体裁为代王言,疏、奏、状、笺、表、露布、致语等七种体裁则属于陈下情。散文,指不讲韵律和排偶等形式的散体文章,现存文类馆课卷的散文包括论辨文和记叙文两类。前者主要有议、策、问对、七、考、评、书、说、辨、解、原、训、文、题跋、序、引、论等十七种体裁。后者则有记、碑、传、述、杂著、纪等六种体裁。韵文,是指讲究格律的文学体裁,与散文相对。在现存明代文类馆课卷中,韵文体裁有箴、铭、连珠等箴铭文和颂、赞、赋、辞等抒情文两类。其次,诗歌馆课卷的体裁主要有古体诗、律诗和绝句等三大类,具体包括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七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和少数不拘体诗等。可以说,明代翰林馆课的命题体裁十分广泛和多样。第三章则是对翰林馆课卷的内容进行探讨。本章依然按照文类馆课卷和诗歌馆课卷的分类方式进行解读。首先,依据内容差异和时代特点,现存文类馆课卷可以分为时政类、历史类和道德心性类等三大类。时政类馆课卷的命题内容主要是与现实国家和社会局势密切相关的各种制度、政策或事件,具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皇室等诸多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明代国家所面临的实际状况。历史类馆课卷的命题主要有五大方面：一是以君臣之道和用人、财政、军事、教育等为政思想为主题的经典思想命题；二是以前代各种文章拟写为题；三是以人物及其事件的品评为题；四是以著作和思想的评判为题；五是以天文、历法和乐律知识的考究为题。道德心性类馆课卷则主要是以传统儒家经典、历代著名思想和程朱理学为出发点,对道德品行、心性修养、为学之道等方面展开命题。其次,诗歌馆课卷的命题内容主要包括恭纪应制、翰苑生活、读书论学、题画、现实反映、咏古怀古和拟古等七类。无论是文类馆课卷,亦或是诗歌馆课卷,二者在命题内容的设置上皆十分广泛而且有针对性,并且都做到了既关照现实,亦重视历史,同时还未忽视对庶吉士(包括进学的鼎甲三人)道德品质和哲学思想的培养。不同的是,由于诗歌馆课卷比文类馆课卷更多地受制于当时气息浓厚的馆阁体影响,使得相同的主旨,在诗歌的表现形式下,常常更容易陷入了歌功颂德、美化风气和粉饰太平的程式化之中。第四章是由馆课卷看馆课在培养文官中的作用和局限。明代庶吉士出身者名臣辈出,在文学侍从和经世治国等国家治理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为明代国家文官系统的正常运转作出了贡献,而且深刻影响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运行。而这与庶吉士制度和馆课的培养作用密不可分。具体而言,翰林馆课在高级文官培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主要包括文章写作能力的训练和提升、政治和治国经验的获取以及知识的积累等,这些皆为庶吉士(包括进学的鼎甲三人)将来在本职岗位上履行职责奠定了良好的素质和能力基础。但是,从现存馆课卷的命题与评阅来看,明代的翰林馆课培养亦存在着过多关注诗文而忽视实践能力的训练、包容性和革新意识不强以及人情因素左右馆课成绩等局限性。这些局限与馆课考核无强制性、舞弊现象严重等制度方面的执行不力又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翰林馆课积极作用的发挥和价值的体现,从而造成了明末馆课培养出来的人才无法适应现实政治需要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