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是一位对中国新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偶像性”人物,然而学术界对于他在中国的影响研究还很不足。本论文通过深入并细致梳理1905—1937年间中国文学界对雪莱的译介活动,力图确切地发掘出他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状况,进而探讨这位浪漫的偶像对于中国新文学,尤其是新诗人的多样启发和多重影响——从为诗到为人。论文绪论部分对雪莱以及他的作品进行了介绍,并对他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过程以及在中国的译介做了梳理。论文第一章讨论了清末民初中国文坛对雪莱的译介与理解。这以鲁迅和苏曼殊为代表,他们分别看重的是雪莱其人其诗的“摩罗”的反抗性或“爱的哲学家”的美感。同时,南社诗人也开始了对雪莱诗歌的翻译,其翻译虽然以文言的旧体诗为之,仍然为后来雪莱诗歌翻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本。第二章详细梳理并深入讨论了1922-1924年雪莱逝世百年纪念活动,以周作人和创造社为代表。他们分别着重于介绍和阐发雪莱的“无抵抗的反抗主义”主张以及“人生艺术化,艺术人生化”的观念。同时,梳理并分析了当时对雪莱诗歌的翻译活动。第三章侧重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至30年代中国新文学界对雪莱的译介。20年代中后期雪莱的爱情诗和哀歌等抒情诗成为译介的重点,此时新格律派诗人主导了对雪莱的译介,他们更看重雪莱精湛的诗艺而非其先进的思想,旨在通过雪莱诗的翻译探索白话的诗性潜能。陈铨的译文《诗人雪莱的心理》用当时西方最新的佛洛依德学说分析了雪莱“两性”的心理诉求；孙席珍编辑的《雪莱生活》一书强化了雪莱“美丽的天使,奇异的天才”的形象。30年代雪莱译介渐趋冷寂,重点讨论了当时中国文人对他与拜伦二人的比较以及他的反抗精神。论文第四章首先梳理了1905-1937年间在中国出版的五部英国文学史以及两部欧洲文学史和一部世界文学史中对雪莱的论述,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讨论,分析雪莱如何以文学史叙述的方式进入了当时的文学想象。这样的叙述和报刊杂志中对雪莱的论述是一种同构,共同完成雪莱在中国这一论题。其次,由于雪莱契合了当时中国新文人及新青年追求自由和爱情的潮流,因而在被叙述与解读中他也成为了浪漫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以及价值观念的代表,为不少中国新诗人和更多的新青年追求浪漫理想的爱情和婚姻提供了仿效的典范。因此论文第四章第二部分从雪莱浪漫行为是否道德的讨论入手,进而以郭沫若、徐志摩、吴宓、于赓虞四诗人接受雪莱的影响为典型个案,具体考察了中国新诗人在为诗与为人的各个方面对雪莱的学习与模仿。结语指出,与其他西方诗人相比,雪莱之于20、30年代中国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浪漫诗人,也是一个文化和生活意义上的浪漫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