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关注女性生存状态与命运的中外现代作家中，张爱玲与劳伦斯有其独特之处，那就是从人性角度来描述被扭曲的女性与反抗的女性的命运。人性，可以说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是人的社会存在的产物。人类社会越向前发展，人的自然属性就越受到社会属性的渗透、导引、制约，在某种条件下，甚至被社会属性——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政治经济因素所压制。”张爱玲的《金锁记》和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正表现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矛盾与冲突，正表现了女性人性被社会伦理道德和金钱财富扭曲及其反抗的存在状态。 本文探讨了张爱玲《金锁记》与劳伦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在描述上述问题中显示出的异同。全文分三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张爱玲和劳伦斯：描述女性生存状态及命运的著名作家。 张爱玲和劳伦斯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和英国文坛上两位颇有争议的作家。他(她)们基于对自己的社会人生环境即被异化的处境的感受、体验及理性思考，其作品多以女性的婚姻、家庭、性爱为题材，猛烈抨击社会环境对人性(尤其是性)的压抑和扭曲，也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作品在本国都受到严厉的查禁，直到80年代才重见天日。张爱玲对压抑人性本能的“旧式社会”的指责是冷静的、彻底的和伤感的；而劳伦斯对压抑人性本能的“文明社会”的控诉是露骨的、坚决的和激烈的。他(她)们在叙述策略和性压抑场面描写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第二部分，《金锁记》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女性畸形生存状态的充分展现。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把妇女层层压住。她们苦苦地、无望地挣扎，渐渐地丧失了人性，扭曲了灵魂，她们被环境和社会彻底地扭曲了人性和灵魂但似乎仍然生活得十分“自在”。她们对“性”的生理和心理的本能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便在物欲的有限满足中求得暂时的平衡。张爱玲的《金锁记》剖析了曹七巧人性扭曲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其存在状况。劳伦斯则从工业革命后的英国社会现实的角度来解剖查太莱夫人人性扭曲的根本原因。现代机器环境扼杀了人的本性，查太莱夫人的丈夫克列福特正是这一非人性环境的典型代表。山此可知，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与劳伦斯笔下的查太莱夫人都面临着一个类似的处境，即压抑人性的、扭曲人性的、无情地踩夺人的生理、心理需求的社会。是不合理的社会与物质文明（金锁和机器）造成了妇女的“性苦闷”和“性压抑”，扭曲了人正常的心灵。两位作家对各自所处的社会都提出了严厉的谴责，作出了根本性的否定。 第三部分，曹七巧和查太莱夫人：不同反抗与不同结局的女性。 曹七巧面对的是一个古老、腐朽、顽固的封建制度以及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而查太莱夫人所面对的则是一个大工业时代所谓的现代文明与世袭贵族杂揉而成的虚伪的资产阶级和旧贵族的道德观念。这样就导致了她们两人反抗方式的不同。曹七巧得不到生理上、情欲上的满足，转而紧紧攫住了黄金，嗜财如命。不仅如此，她还将反抗——报复——情债，放在子女身上，从此以后，她便沿着自虐和他虐的恶性轨迹无可阻挡地往下滑，一直滑到人性扭曲的最底层。而查太莱夫人则找到了心爱的男人，并在他的帮助之下渡过人生难关，获得了新生。 本文认为，东西方文学面临着性质不同的社会生活，东西方文化价值观有着漫长历史的差异，导致了张爱玲《金锁记》和劳伦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两部小说内涵的明显差异，以及艺术手法的差异。然而，人性中某些东西是超出民族、地域、时间的，而这正是上述两部小说的相似性。人性的压抑、扭曲与反抗，在相当氏一段时期内，仍然是世界上各国文学所关注的一个普遍问题。人性，说到底，是一切时代、一切民族文学所不可回避的问题。文学对人。烂复归（解放）的关注实则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