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漆器文化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无论是髹漆工艺、器物造型还是装饰艺术均取得了辉煌成就,对后世漆器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学界关于先秦漆器的研究日趋转精,尤其是在漆器纹饰、漆器断代、漆器艺术与美学价值及其所反映的手工艺水平等方面成就斐然。但在器以藏礼的先秦社会,漆器如同青铜礼器、玉器,是承载礼意的重要载体,是时人表达思想理念的一种重要礼器,与其他礼乐器共同构筑起了先秦礼乐的物质体系。而关于漆器藏礼这一问题,学界未曾予以全面观照。本文结合漆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运用二重证据法,对先秦漆器(专指与五礼密切相关的各种漆器,主要包括木质类的鼓、弓矢、车舆、棺椁、镇墓兽、木俑、木柲、木杖、座屏、琴瑟及饮食器具,金属类的青铜器,皮质的盾、甲胄,陶质的豆、罐,石质的斧钺,布质的冕冠等)藏礼问题作一专门论述。全文主旨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吉礼中漆器蕴含的礼意。本章中的木质鼎、簋、簠、鬲及俎等饮食器俱为地位较高者所拥有,而且又多为礼器,此类礼器一方面象征着使用者的权势与地位,另一方面又是使用者祭祀先祖祈求时和年丰的祭器。同饮食器具一样,舞乐器具中的木鼓也属于祭祀类的礼器,其蕴含着权威性、通神性的礼意。依据通神性的特性,万舞中所使用的“干”便多成为祭祀山川的“祈禳”器具。弓矢则依据其功能性与形状特点衍生出求嗣的礼意,冠冕则依据色彩与数目成为区分夏商周礼俗与贵族等级的重要标志。第二部分探讨凶礼中漆器蕴含的礼意。丧礼中棺椁制度的发展则经历了从史前到商周的不同发展阶段,因此文章通过分析同一时期的不同棺椁以及不同时期的棺椁来论证棺椁制度所蕴含的等级理念。同时,以战国中期楚国的棺椁制度为例来论证先秦《礼》书所载的棺椁制度的正确性与等差性。漆器作为随葬品,其数量的多少正是衡量墓主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而随葬漆器的各种色彩、图案与形状则亦能反映不同的社会礼俗。另外,也有部分随葬漆器成为了逝者用以通神与升天的法器。灾礼之中则会有相对应的驱灾器物,天灾之中不同色彩的漆器代表着不同方位,驱灾之器多被人们赋予了神秘功能,使其成为禳灾与辟邪的象征之物。第三部分探讨军礼中漆器蕴含的礼意。大军出征之际,军鼓便被作为血祭之器,用兵礼中天子、诸侯或卿大夫以其号令军队进行征伐,同时又以军鼓通先祖之灵来保佑自己取得胜利,因此军鼓实则是一种具有通神、权威及征伐特性的礼器。在用兵礼中为表邦国之礼及辨君臣之别,一些漆器也会被作为专门的礼敬之器致赠对方。仪仗礼中斧钺暗含着使用者的神圣权力与地位,而各种华丽的仪仗器具也往往是军队威仪的象征。大阅礼中漆器的差别表现在各种军器会依据天子、诸侯、卿及大夫等不同的身份呈现出不同的等级性与威仪性。第四部分探讨宾礼中漆器蕴含的礼意。朝觐礼中漆器蕴含着尊卑有别与礼敬侍奉的礼仪内涵:依(屏风)主要是用以衬托王者之威,车舆之数与车型装饰亦能显示使用者之尊卑,敬献弓矢则意味着止戈息武的臣服之意。赏赐礼中弓矢、车舆等漆器多成为天子分封与册命之器,用于表亲疏、示尊宠,是地位、功勋、权威与德行的象征。与车舆的不同之处在于,弓矢还是征伐之权的象征,其蕴含着征伐礼意。而相见礼中的弓矢则孕育了敬意与信约的内涵。邦交礼中车舆的规模则被视为礼之厚重、国之亲疏的标志。第五部分探讨嘉礼中漆器蕴含的礼意。飨燕饮食之礼中,从史前到春秋战国,每一时期漆饮食器具的组合情况都能反映各个时期不同的礼仪特点。漆乐器的组合、布局及数量则会随着使用者的身份级别而变化,而漆舞器具则是贵族通过文舞与武舞来分别表达其文武之道的载体。射礼中的漆器具有明显的尊卑性,尤其是弓矢的色彩、形状、大小与质量需与相应的身份相符合。婚礼中不同阶层会以婚车摄盛或显贵的方式来彰显婚礼之盛况。养老礼中则会通过馈赠与定量配置漆器的方式来表达不同的礼敬之意。王位继承礼则以重要漆器彰显典礼之盛况。综上所述,先秦时人依据漆器的形制、颜色、数量、大小及组合关系等,赋予了漆器大量的礼意与思想内涵。因此,漆器具有了通神性、等级性、尊卑性、贵贱性、亲疏性、权威性、威仪性、礼俗性以及征伐、尚武等特性,同时还蕴含着礼敬、德行及信约之意。另外,本文在余论部分还对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补充论述:一、对先秦色彩观、礼仪与漆器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简单考证;二、对先秦漆器藏礼现象的历史演变过程作了历时性梳理;三、对先秦儒、墨、道、兵及法诸家的漆器使用观进行了分类论说;四、对漆器在构建先秦礼乐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一初步探讨。通过初步研究可以发现,先秦漆器是表达时人思想观念、社会情感的具象化载体之一,漆器藏礼现象是我们了解先秦礼乐社会特性的一个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