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科技人才是我国人才结构中的重要战略性资源,作为社会发展的关键性资源和平衡器始终发挥着独特作用,她们的发展状况又是评估世界各国民主政治水平的重要指标。随着建设创新型社会战略和现代化进程的实施,我国的女性科技人才在发展中表现出了一定的非均衡性问题,即女性科技人才发展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女性科技人才配置的区域、行业非均衡性,科技人才发展中的性别差异性。政府作为公共管理中的唯一合法的权威机构,在新时期如何通过科技政策有效管理和优化配置女性科技人才资源,着力纠正女性科技人才发展中非均衡性和差异性的问题,成为政府管理科技人才的主导目标和不可推卸的职责。因此,研究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问题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为价值指导,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与个案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以美国学者R.M.克朗的政策系统分析为理论分析工具,借鉴新制度主义、社会性别理论、政府治理理论的有益见解,系统而全面阐述了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度变迁历程,以及其对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绩效评价,尝试从改进科技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政府治理方式等构建起优化女性科技人才配置的政策性建议。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缘起及意义,评述了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研究的目标、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基本框架、研究创新之处。第一章是本文分析框架的介绍部分。从政策制定模型、价值分析、对超理性因素的考虑、政治上的可行性、不同文化间的因素和未来研究等重点介绍了政策系统分析理论和内容,以此作为文章分析的框架；接着对社会性别理论作了必要缕析；科技政策和政府的有效管理与调控成为了科技人才全面发展的根本保障,如何客观评价科技政策的实施绩效就成为了本文分析的关键,以此导出了政策系统理论和系统分析的内容。第二章主要对H省科技、教育、卫生、农业等公共部门的女性科技人才发展进行实证调查,重点分析科技政策置于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绩效和政策失灵。文章认为：国家层面的科技政策和H省的科技政策对H省公共部门的女性科技人才的效应存在差异,科技政策宏观层面的溢出效应最明显,中观层面溢出效应不甚明显,微观层面的效果最不明显。第三章主要从制度与环境等方面分析科技政策对女性科技人才发展失灵的原因。从制度原因看,现行的科技政策规划中价值取向偏离、责任主体错位、方案缺乏科学性、缺乏女性关注和参与度、缺乏相关制度配套是根本性的原因,而科技政策执行中主体执行的低效、客体的消极行为、执行机制的缺失、评估机制的滞后等问题又是直接诱因。从环境原因看,成本与收益博弈下的失衡、功利性选择的失范、性别文化制约、教育资源汲取的性别差异、科研职业的性别隔离和家庭劳务的女性化等政策环境层原因,无疑使得女性科技人才非均衡性发展雪上加霜。文章认为,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困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甚至有着固化和日益扩大趋势,衍生出了新的遗留问题,女性科技人才成为“遗留对象”。第四章为纠正科技政策置于女性科技人才发展失灵,构建差异性的特色科技政策的创新路径分析。在科技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上,树立社会公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自主创新、社会性别意识等价值,全面实现以科技人才特别以是女性科技人才为本的价值取向。从科技政策制定的政治可行性看,推行协商民主和合作网络治理等科技政策制定方式效果更佳。从科技政策的制度安排看,迫切要处理好社会发展和性别关爱的关系。从调适科技政策运行的矛盾看,支持性制度与修复性制度平衡安排、性别公正下的性别差异与性别平等、行业协同下的均衡与特色是调适科技政策运行矛盾最妥帖的措施。最后,科技政策需涵养着科技文化、先进性别文化等多元的政策伦理。女性科技人才是科技发展和推动创新型社会建设的特殊资源；国家层面的科技政策和H省的科技政策对公共部门的女性科技人才发展存在着差异性。女性科技人才分布的性别差异与行业差异相比,性别上的个体选择导致的机会和结果的不均衡发展,超过了行业上的社会选择导致政策导向的分配不均,且女性科技人才分布的非均衡性分配格局渐呈固化的趋势；女性科技人才开发是一项庞大而又重要的社会工程,围绕性别特征和公共部门特征发展女性科技人才,作为社会发展中唯一合法权威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一政府及部门应承担起应然和实然的职责。最后,在科技政策与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研究中如何处理好科技政策含糊性的问题,在繁杂社会网络涉中选取共性有关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对比维度,将是研究是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