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现代传媒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并广泛蔓延,人们的信息方式、文化方式与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面对“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媒介文化、文化工业、消费文化等大众文化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界持续关注的前沿热点议题,不同思想学派的诸多理论家从不同的价值立场和方法视域出发,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作为一种新兴的跨学科研究,大众文化研究面临着诸多的疑难和困惑：文化研究的立场应如何选择?文化研究的用途是什么?文化研究的边界该如何规划?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路径有哪些?所有的一切,似乎依然悬而未决。本文以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为历史背景,以当代学术思想的“文化转向”为思想语境,以哲学、社会学、美学、文艺学、文化研究、传播研究等跨学科交叉融合为研究视界,以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化研究上的方法论论争为“理论事件”,重返方法论争的历史现场,探究学派合作的内在动因,反思不同观点的辩证融合,进而揭橥文化研究史上这一重要“理论事件”的学术思想史意义,为重新审视当代文化研究的方法及用途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视域。围绕实证与批判之争这一理论标志性事件,本文从方法论意义上,阐释了这一事件在文化研究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一事件才使文化研究的方法有了明晰的划分：一种是基于经验、事实、数据、调查的实证方法；一种是基于反思、批判,追问意义、价值的批判方法,进而确立了文化研究的两种路径和范式。通过梳理实证与批判的思想源流,回顾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的学术思想历程,还原学术事件的原初现场,在承认二者分野的前提下,强调指出实证与批判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在理论发展与学术实践中,呈现出辩证融合的趋势。二战期间,大批犹太学者为躲避纳粹迫害流亡美国。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由犹太裔学者构成,其成员霍克海默、皮洛克、洛文塔尔等于1934年起纷纷迁往美国。1937年,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阿多诺应拉扎斯菲尔德之约赴美参与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广播对于所有类型的听众的基本价值”项目。在研究中,阿多诺坚守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及其方法,拉扎斯菲尔德侧重于运用顺应美国实用主义思潮的经验方法,两人因方法论冲突而产生论争。这一事件被后人称为当代大众文化或媒介文化研究的第一次方法论冲突,由此标示出批判学派与实证学派的分野,成为当代文化研究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事件”。实证与批判之争对二战以后文化研究方法的划分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这种影响建立在两者二元对立的刻板印象之上。部分学者一提到阿多诺,就会把他定义为一个偏激的、精英的,脱离实际,轻视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家；一提到拉扎斯菲尔德就把他视为一个刻板机械的方法论者。这种理解没有弄清楚阿多诺在这场争论中与拉扎斯菲尔德到底有没有那么尖锐的冲突；他对实证方法究竟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他所反对的是实证的方法还是实证主义；而除了反对,阿多诺对于实证的方法就是一种决然的蔑视与否定吗?同样,对于拉扎斯菲尔德来说,除了被定义为实证主义者,他是否对批判怀有一种深深的敬意?在他的研究中是否存有批判的隐性立场?拉扎斯菲尔德的实证方法是在何种背景下形成的?诸如此类的问题。结果,到目前为止,对于两人冲突的争论,仍然停留在传播方法论冲突的阐释范围,少有思考学术史的书写是否夸大了二者的对立,或者由于需要更为清晰决绝地划分实证与批判的不同而人为夸大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重返这一理论事件的历史现场将表明,把这两个社会学家刻画成不能相容,截然相反的对立面,显然与历史原貌是相背离的。针对这一理论事件,本文提出如下观点：首先,实证与批判之争的学术意义并不局限于传播研究领域。它可以作为一个理论实践的逻辑交汇点,从此切入,上可回溯实证与批判辩证关系的哲学根源及脉络衍变,下可推衍实证与批判的现实流变和意义生成。本文认为,实证与批判之争在文化研究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理论意义。这是因为,两者共同的研究对象——大众文化(在项目研究中具体表现为广播音乐)具有丰富性、多元性和复杂性,那么,两者的冲突反映了大众文化研究方法论的较量。大众文化是在现代传媒技术基础上生产和接收的文化,是人类在现代以至后现代转型中的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方式。所以,大众文化研究反映了文化生产方式、文化交流方式以及文化传播方式的变化,既不能囿于大众文化研究基于信息传递的经典实证研究,也不能局限于批判理论的理性思辨或任何一种形而上哲学思辨及文学领域的意义追寻及价值展演,而应尝试将大众文化研究置于更广阔的多学科视角,进行实证与批判互融的跨学科研究,不仅关注其内在价值,而且考察其外在的社会关系,将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及方法的碎片整合,形成范式。第二,本文指出,超越两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实证与批判之间没有固有的对抗。这是因为,一方面,阿多诺对实证的态度是反对实证主义,但对实证主义方法也有所保留和汲取,本文通过梳理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研究历史及阿多诺的学术历程对这一论断进行了论证。另一方面,拉扎斯菲尔德的学术实践一直保有批判意识,这一论断通过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的合作及哥伦比亚学派其他主要成员的相关研究及成果得以证实。因此,在实证与批判之争中,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的相遇同时具有历史的缘由。其必然性在于,实证与批判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两大演变形态,必然在各自的发展中发生碰撞；其偶然性在于,学者各自的学术背景、社会经历、性格特征,使学术冲突呈现出个人因素影响下的戏剧性和独特性。此外,文化研究对实证与批判的刻板描述也导致了对实证与批判对立的夸大。第三,实证与批判是一种互融关系。首先,文化研究中实证与批判的融合确立在知识社会学背景下,在还原学术史的过程中,这种社会关联的建立与拉扎斯菲尔德和阿多诺的合作者们密切相关。他们包括：默顿、赫佐格、霍克海默、洛文塔尔、哈贝马斯、米尔斯等。其中,默顿受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影响,通过“中间距离理论”和“科学社会学”将实证与批判的文化研究意识和学术实践意义激活并运用,为我们提供了文化研究更为开放的视角和理路。同样,对于法兰克福学派而言,运用社会科学的价值判断,高扬自由,寻求真理是它的宗旨,经验的方法丰富了理论研究的实践价值,在理论分析和实践活动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阿多诺的“权威人格”研究在科学和文化的相互依存中找到应有的位置,它开启了一种将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综合在一起,并且动员在不同的理论领域和经验调查中发展起来的各种方法和技术,为一个共同的研究计划而协作的尝试。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后来的发展中,洛文塔尔、哈贝马斯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延续了实证与批判互融的视角和理路。如哈贝马斯后来充分注意到社会批判理论与当代其他有代表性的哲学、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对话,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丰富了批判理论的当代意涵,拓展了社会批判理论的解释视域。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在大众文化兴起的今天,如果仍然以实证与批判二元对立的视角去研究和考察大众文化,那么,容易陷入对大众文化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断,而不是一种多元开放的学术视角。此外,实证与批判不仅有关方法论取向问题,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文化价值判断及社会科学研究视角的重新定位。在今天的大众文化研究中存在一种普遍危机,即文化研究的碎片化。这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裹夹大众文化衍变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借助于技术,大众文化全面渗透到人类生活及思维的各个角落并占据现代人思维舞台的中心。在这种技术理性主导的大众文化氛围下的学术研究也具有比以往都强烈的实证主义倾向。集中表现在实证方法的大量运用上,很多实证研究为了实证而实证,大量运用统计方法进行盲目运算求证,而对问题的前提预设缺乏批判性思考。这种情形,印证了阿多诺当年对广播音乐效果研究的担心,也有悖于默顿当年对科学社会学构建寄予的初衷。这些实证研究是文化工业时代学术生态大众化及机械化的表现。若将实证等同于科学,打着科学的旗号进行缺乏批判意识和人文关怀的文化研究,将使学术生态备受冲击。如果无以批判或抗拒批判,人类理性或将被悬置于虚无的理想世界,或将陷身远离生命追问的现实泥潭,重新焕发批判的理论效力也是当今文化研究的理论需要。不可否认,实证、批判及实证与批判方法的综合,学界在大众文化研究上已有意识地运用,但是囿于学科区隔的限制,目前,国内尚并没有专门的文化研究学科,大多数是将文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进行捏合,进而对文化研究进行杂糅涵盖。一般而言,在文学领域中更多地运用批判方法,但缺乏经验的支撑；在传播领域由于受到传播研究实证热的影响,对文化研究呈现出更为浓烈的实证热潮,由实证与批判的人为划分而形成的对立还将长期存在。这是对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一种僵化区隔,并使文化研究缺失了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及传播研究的综合考量。因此,建立一种实证与批判辩证融合的大众文化研究观是本文的目的所在,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具备的理论旨趣和学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