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在对于打击证券欺诈犯罪行为有着行政措施无法比拟的优势。纵观国外发达金融市场的立法经验,民事诉讼是优于政府监管解决证券纠纷的主要手段。我国证券欺诈代表人诉讼运用较少是由于政府部门对证券市场监管大包大揽,导致民事诉讼手段的被限制,司法部门对于此类纠纷也往往甘愿“退居二线”。政府部门对于金融市场的过渡监管,一方面滋生行政效率低下的土壤,另一方面严重限制了证券欺诈代表人诉讼的功能。本文立足于证券欺诈代表人诉讼在解决证券欺诈纠纷中的优势进行展开,考察国外证券欺诈诉讼制度,分析我国代表人诉讼存在的问题,提出证券欺诈代表人诉讼人的完善建议。除引言、结语之外,本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代表人诉讼在证券欺诈解决中的优势。从公正价值、诉权宪法化、一次性解决证券欺诈纠纷和鼓励投资者诉讼四个方面详细阐释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在证券欺诈纠纷解决中的优势。第二部分证券欺诈诉讼制度的域外考察。主要考察美国集团诉讼和德国代表人诉讼两种具有特色的域外证券欺诈诉讼制度的产生背景与主要机制,对比两种制度的优势和劣势,对我国证券欺诈代表人诉讼具有提高制度效率、完善程序保障等启示。第三部分我国证券欺诈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现状分析。剖析我国现行的证券欺诈代表人诉讼制度,得出我国证券欺诈代表人诉讼存在前置程序严格、既判力扩张程序保障简陋等问题,原因在于我国证券监管对证券欺诈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忽视,因此我国证券欺诈代表人诉讼制度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其配套机制也需要进一步的建立与完善。第四部分完善我国证券欺诈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立法建议。基于前述,建议取消证券欺诈诉讼以往长期被诟病的前置程序,取消法律对群体性诉讼风险代理的限制激励律师诉讼,建议法院建立全国性的公告通知栏,法院对证券欺诈代表人诉讼的情况应当予以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