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都有一套维系自身稳定和发展的社会整合机制。在中国传统时期，主要是靠社区内部的道德伦理、宗族等这样一些组织和制度资源以及国家在此方面的制度与文化上的安排和调节来实现的。现代社会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就是社会的各领域及各区域间实现了紧密的合作，社会整合是在一个越过了社区界限、广阔得多的范围内进行的。但是转型期的农村内部由于家庭生产能力的提高，原有的合作空间被压缩，“农民善分不善合”的观点似乎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证实。 本文是关于茅垅村村治历程的个案研究，茅垅村的特殊性在于，在当前这样一个由于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农村社区“凋敝”的时期，依然保持了有效的社区合作和基本公共物品的供给，且维持了作为一个共同体意义上的社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茅垅村的整合和治理形式不同：由传统时期的“头首治村”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连长治村”，再到今天的“村长治村”。 传统时期，出于统治成本的考虑和统治技术的限制，家产官僚帝国实行的是粗放式的行政管理。国家以捐税徭役等诸般方式不辍于汲取民间资源，却未能向村落社区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村落不得不进行公共物品的自我供给，社区范围内的民间组织得以生长。20世纪中期以后，急剧的社会变动冲击和破坏了原有的组织和制度资源，割断了维系社区联结的纽带，一切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原本相对独立的村庄日益依附于国家，成为“全国一盘棋”的国家整体主义的一部分。由于一些特殊的偶然因素，在茅垅村却部分地实现了国家和村庄的妥协，作为妥协的产物，“连长治村”的制度被创造了出来。“连长治村”制度不仅部分恢复了传统时期公共产品生产和供给的内容与方式，重要的是，它恢复和延续了人们对共同体的记忆。因为这种传承，更为彻底的市场经济大潮也没有涤荡尽茅垅村的组织资源，于是在当前的“村长治村”时期，在村庄范围也成功地维持了高质量的社区合作。 从“头首治村”到“连长治村”再到今天的“村长治村”其实是一种一脉相承的关系，内化于人们行为系统中的习惯以及共同记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激活了部分传统因子，国家、村庄与农民之间呈现出一种良性、健康的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