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不识西文却以翻译闻名天下，他一生共译246种作品，涉及11个国家的107名作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翻译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林译小说掀起了中国小说翻译的热潮，并很快成为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早的西洋文学经典，然而这一经典从晚清到五四，经历了由“誉”及“毁”的演变。清朝的灭亡与民国的肇始在林纾的思想发展上具有界标的意义，辛亥后林译小说自身质量逐渐下降，对林译的批评也多出现在辛亥革命之后。因此以辛亥革命为界，前期林译受到了广泛赞誉，风靡一时，倍受青睐，此乃“前誉”；后期却遭到了时代的批评和淘汰，尤其在五四期间受到极大的贬损，这便是“后毁”。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蓬勃发展，林纾在中国翻译史上的作用和贡献又重新成为研究焦点。林译之“前誉后毁”绝非单纯的翻译现象，而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其背后潜藏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本文从布尔迪厄社会学视角出发，以布氏提出的考察翻译活动的三个环节为依据，分别从场域、参与者和译者惯习三个方面对前期林译成功的原因和后期林译遭到贬低的原因进行对比研究，考察影响林译活动的主要因素，尝试把林译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结合起来，对林译前誉后毁现象的具体因由进行考察，从而进一步凸显林纾翻译的社会本质。作者发现，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同时也冲击了以儒学为主要思想倾向、文言文为主要传播载体的封建文学体制。权力场域的演变导致了文学场域的演变，新的文学场域在对中国旧文学的批判中主张全盘西化，建设新文学。新文学家希望通过翻译外国作品和宣传新文学促进文学观念与文学翻译规范的现代化。因此，权力场域和文学场域的合谋促使了新翻译场域的确立。前期的林译凭借着优秀的口译合作者、商务出版社良好的声誉和成功宣传塑造、读者的准确定位等诸多有利条件，迅速占据了文学翻译市场的核心位置，奠定和巩固了林纾晚清译界泰斗的地位。而在后期的新文学场域内部，行动者的结构和力量进行了重新调整和分配，优秀口译者合作的缺失,新读者阶层的出现以及商务出版市场策略的调整等，都深刻地影响了后期林译的命运。同时，林纾作为译者的惯习也参与到了早期晚清翻译场域的翻译规范的构建，决定了当时的翻译场域的特点，成为了当时翻译场域的准则和标准。而辛亥革命以后，新的译者逐渐打破了原有翻译场域的翻译准则和规范，他们通过推倒旧的翻译权威，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翻译场域的特点和结构，从而重新塑造了一个新的翻译场域。传统文化对林纾的影响已根深蒂固，在此惯习结构的影响和规导下，林纾的文化和文学观念虽然在维新运动中受到了触动，融入了新质，但却没有真正完成现代转型，在此影响和塑造之下的译者惯习使得林纾无法突破自身局限，因而也无法与时俱进，致使林纾的惯习与演变后的由权力场域、文学场域和翻译场域共同组合而成的复合场域显得格格不入，以致最终被声势浩大的场域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