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处于谈判僵局的两个国家在首脑外交之后会发生行为偏好的转向,或行为偏好重新排序?首脑外交是通过怎样的心理机制来实现行为偏好变化或逆转的,心理因素起到怎样的作用?处于谈判僵局互动双方在首脑外交之后形成行为偏好变化甚至行为偏好逆转例子不在少数,戈尔巴乔夫和里根高层会面是冷战的双方关系的晴雨表。僵局的状态是双方虽然有可谈判空间,但是双方都不愿意做出让步,即使是绝对利益和相对利益都较高的一方也不愿意努力促成谈判。作者引入双层心理机制来分析上述问题,虽然这种方法已用于多个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但是其来解释首脑外交的互动国行为偏好确是第一次。本文提出基于归因认知的意图认知和基于算计的理性心理的双层心理机制来分析讨论/谈判型首脑外交。在首脑外交开展的过程中,决策者会依据归因心理这种基本的心理机制构成对战略试探中的意图认知,而在意图认知的基础上根据第二层理性战略思维进行行为偏好设定。偏好的即时结果为双方形成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协议,延时行为偏好的结果反映在双方基于意图认知形成的战略布局调整中。这种双层心理机制的建立有赖于两方面的基本假设。第一假定前提是,互动双方所处的政治沟通环境由不完全信息战略环境转变为不完美信息的心理环境,从双方具有很强的信息不对称性到双方形成一定的共同知识。在不确定国际条件下,行为者对意图认知更容易受认知偏见影响,而这种偏见就是往往会夸大对方意图中的敌意。本文认为,随着相互不断的高层政治沟通,信息的不对称性逐渐转变,相应地行为人逐渐形成理性回归。第二个假设是,行为人是遵循满意原则而非最优原则的有限理性的心理人。考虑到决策者在信息不完备和认知能力局限的情况下,会一定程度的偏离“理性原则”,行为人是有限理性的。有限理性指的是根据理性原则行事,是有一定的目标取向的。但是只能按照认知形成行为偏好的排序,在此基础上作出政策决定。实际上,即使是有最完备的情报信息系统和政治沟通渠道,都不可能做到对对方的信息的全覆盖,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偏好排序是基于认知基础上形成的,其偏好结果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最优解,但是一定是在能被双方接受的满意的结果。本文中,第一章将着重总结“首脑外交”这一核心概念,以及框定讨论/谈判型首脑外交的研究范围,并简单地与“战略对话”、“治国之道”等概念做类比,对讨论/谈判型首脑外交有一个架构性的理论认识。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按照行为链条的顺序进行组织的。这几章节把链接自变量和结果的因果联系的环节解开,分成更小的步骤,探求每一个环节可观察的证据。第二章引入关键变量意图认知,并明确意图认知变量如何变化,其中包含意图认知依托于什么样的信息系统存在,作为意图认知的主要的认知工具的归因认知的理论规律是如何,有没有回归理性的理论可能性。第三章针对重要的首脑外交中重要的中介变量——信号可置信性进行分析。意图是潜藏在行为和语言表征之之下,依靠中介变量外交信号传递,意图是通过对接收信号方对外交信号的解读而被认知到。第四章提出一个基于意图认知与理性算计的双层心理机制对首脑外交行为偏好分析框架假设,双层心理机制研究试图构建一个以归因认知为基础,理性战略思维为主导的首脑外交行为偏好的分析框架。第五章是本研究的假设验证部分,本文用最为经典的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系列首脑外交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将双层心理机制运用于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系列首脑外交案例中,观察双层心理机制如何作用于行为偏好的结果。最后在结论从概念走向实践。通过总结本文主体内容对双边外交关系管理提出策略性启示以及继续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