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体文学承自楚辞，于句式、结构、音律等方面具有独特表现。逮至汉代，作为骚体文学主要形式之一的骚体赋，多为士人继承模仿，出现了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扬雄《反离骚》、张衡《思玄赋》、蔡邕《述行赋》《短人赋》《伤胡栗赋》等27位骚体赋作家及71篇骚体赋作品。同时，汉代骚体赋在承继屈宋辞作余绪之外还多有变化。经学的“昌明”与“极盛”是汉代社会的标签之一，上至皇亲贵族，下至黎民百姓，不论是内在道德教化的层面，还是外在实际应用层面，都以经学为知识来源和基本依据。因此，汉代骚体赋的流变势以经学的发展为背景而展开。然而，现今学界对汉代骚体赋的创作、流变以及骚体赋流变与经学之关系等问题的关注度并不高，论述骚体赋流变的经学背景时多将其与汉代辞赋放在一起进行整体讨论，因而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
　　本文分三章对经学背景下的汉代骚体赋流变进行研究：第一章从汉代骚体赋的创作背景入手，分别阐述西汉初期、西汉中期、西汉末期、东汉前期及东汉后期五个时段骚体赋的不同表现，及其与经学“大一统”观念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经学与汉代骚体赋主题开拓之间的关系。首先，汉代骚体赋承接屈骚，饱含对屈子的伤悼之情，而悼屈主题的形成是以经学政教观念为出发点的。其次，汉代士人在骚体赋创作中抒写个人志向和政治诉求，也是源出于经学政治批判性。此外，西汉后期以来，纪行类骚体赋作品数量增多，这与今古文经学之争及古文经学的肇兴脱不了干系。纵观汉代骚体赋个体“自我”的演变过程，经历了从“社会自我”到“道德自我”再到“独立自我”三个阶段，而每一阶段的个体“自我”演变都与本阶段的经学特征息息相关。第三章则着眼于汉代骚体赋的文本形式演变。从篇章结构看，骚体赋“序”与“乱”的结构形成均与经学相关联，汉代说经文体的“序篇”为汉儒在撰写文章之前增添序言提供模拟依据。而骚体赋以四言为主的乱辞，也是汉代小学、《诗经》教育影响的产物，并随着经学思想的深入由抒情性向说理性衍变。从言说方式看，骚体赋的特有句式——“兮”字句，早已于经学文本中初见端倪，到了汉代，其独特的表达效果与经学的诗教观相结合，更为骚体赋增添了深层的文化内涵。另外，在古文经学的影响下，汉代骚体赋作家多取古字、引经据典，形成渊懿之风；骚体文学自身的诵读属性以及同为汉代经学教育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吟诵习惯，构成骚体赋的诵读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