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中美贸易摩擦等一系列事件波及下的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全球各国都掀起了新的产业升级革命,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被各个国家频频运用于各类政策规划中。新兴产业由于把握了高精尖技术,把握着决定国家未来经济竞争实力的命脉,在极大地发挥带动经济增长的能力的同时还能适应现代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与环境友好型要求,是中国经济换挡期间推进经济平稳增长的战略性突破口。为此,2010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紧接着全国各地地方政府以国家顶层设计为指导相继出台了大力支持当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或指导意见,而政府补助作为产业培育早期被频繁运用的扶持手段,也在本次产业更新升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社会各界对政府补助的实际作用效果仍然有着褒贬不一的讨论。本文选取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为相似的中部六省(即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山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13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并在综合考虑了由于公共产品、外部性和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导致的市场失灵理论、政府补助的信号传递作用、技术创新以及软预算约束等理论的同时,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构建了研究政府补助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的中介模型,并创新性地在该中介模型中加入了调节变量——企业股权性质,以探究政府补助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的作用有何差异,丰富了该研究领域的理论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中部六省地区,政府补助显著激励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短期经营绩效,但对其市场价值影响不显著;且该正向激励作用主要通过直接效应发生。尽管政府补助也通过推动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影响了企业短期绩效即中介效应存在,但由于技术创新活动本身的长周期性与不确定性,再加上中部六省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可能在技术研发活动上的效率较低,导致了该中介效应的影响实际上削弱了主效应。在前述中介模型加入企业股权性质这一调节变量,发现企业股权性质确实对政府补助与企业短期绩效、研发投入与企业短期绩效两对关系的作用强度产生了调节:结论显示,相比于民营或外资企业而言国有企业性质会加强政府补助对企业短期绩效的直接促进作用,同时也会加强研发投入对该直接作用的削弱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