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帝王所在的宫廷,毫无疑问是历代王朝政治的心脏地区。宦官作为宫廷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与皇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政治作用。因此,对宦官及其制度的研究,便可以作为解剖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一个很好的视角。从宦官这个侧面,可以更深刻、全面地观察和剖析古代宫廷政治和古代王朝政治的运作。本文选取神宗和哲宗两朝的宦官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宦官群体在熙丰新法、新旧党争中的活动,来论述宦官在北宋中后期的政治作用,力争展示出在神宗和哲宗时期,处于内廷重要机构的宦官群体,究竟是如何走出宫廷,走向朝堂,作为皇权的一种特殊延伸和工具,活跃于变法与党争之中的。神宗和哲宗时期的政治,是紧紧围绕着熙丰新法和新旧党争发展的。神宗即位伊始,整个王朝就被积重难返的内忧外患层层包裹着,积贫积弱的大环境,使得神宗不得不任用王安石,推行新法来拯救时弊。但是,伴随熙丰变法而来的,却是蔓延几十年的新旧党争。在此期间,无论是力推新法的神宗和哲宗,还是主张废除新法的太皇太后高氏,都需要在宫廷与朝堂之间加强联络与控制。于是,他们都将目光投向了宦官,尤其是重视使用那些身处重要机构的亲信宦官。神哲两朝被帝王倍加重视的宦官,在这一历史时期有着自身的特点。他们不仅具有宋代其他时期宦官对皇帝的亲从性,而且此时宦官所掌控的宫廷机构规模庞大、人员众多。身处入内内侍省和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司、皇城司等宫廷机构,以及地方各路走马承受、兵马都监等重要职位的宦官,其实际职权是非常大的。宦官职权的重要性,在神宗和哲宗两朝这样政局起伏不定的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神宗、太皇太后高氏和哲宗,都是根据自身的政治需求,让自己的亲信宦官居于那些重要机构和职位,来达到他们各自的政治目的。神宗时期,神宗选用李宪为走马承受和御药院勾当官,多令其担任熙河开边之事；以王中正为斡办御药院,前去推行保甲法；任用石得一为斡办皇城司来监察京城官民；命宋用臣为御药院勾当官,来主管各项修城导河等大工程。不论是熙河开边、推行保甲法,还是监察皇城、修建工程,宦官在神宗时期的主要活动归根结底都与“富国强兵”的新法政策息息相关,所以这一时期四位重要的宦官可谓是神宗推行变法的有力工具。太皇太后高氏垂帘的元祐时期,一心想要革除新法的高氏便令心腹宦官陈衍、梁惟简总领内东门司等宫廷机构,用以保持和旧党重臣之间的信息沟通。正是宦官陈衍和梁惟简的牵线搭桥,才促使旧党势力迅速占据优势,使元祐更化进行得更加顺利。八年之后哲宗亲政,志在再续父志的哲宗为了绍述新法,而重用新法代表人物宰相章惇。章惇则重视利用郝随、刘友端和梁从政等哲宗宠信的宦官,一起打压孟后等旧党势力的代表。元祐年间追随高氏的陈衍、梁惟简、梁从吉,以及哲宗绍圣亲政之后打压旧党的郝随、刘友端、梁从政等宦官,都是叱咤于党争的重要力量,所以都充当了新旧党争的利器。通过对神哲两朝宦官群体的研究,可以看出：宦官在当时的政治斗争当中,始终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既是推行熙丰新法的工具,又是加剧新旧党争的利器。但究其实质,都还只是皇权的一种延伸。在整个神哲两朝,虽然宦官干政也带来了些许负面影响,但是并未形成“阉祸”,从整体上来看,两朝宦官群体所发挥的政治作用,大致上是比较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