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以及经济追赶的动力源泉。对于后发经济体而言,技术创新更是后发经济体寻求经济追赶和国民福利提升的核心渠道。自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来源以来,有关技术创新(或者技术进步)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前沿。近20年来,尽管经济增长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始终是当前国际上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难点,同时也是研究的前沿。正因为当前宏观经济增长理论缺乏微观基础,对于技术创新的微观决定机制的研究也受到了制约。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在有关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始终给予“创新同质”的客观假定,这一假定大大制约了理论发展的速度,也影响了政策制定的有效性。本文正是基于以上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的考虑,将“创新异质性”深入、全面地纳入到经典的内生增长框架中,并构建了一个考虑创新异质性的,存在微观企业进入退出机制的内生增长理论,最终提出了在创新异质性视角下的技术进步思想。与此同时,本文将微观产业组织的有关思想与宏观经济增长理论巧妙结合,从而为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找到了一个微观基础。本文的研究核心是要在创新异质性的视角下,对现有的技术进步思想进行重构,并探索技术进步的新路径。具体围绕如下几个问题展开：(1)为什么中国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这与企业之间创新异质性如何存在本质联系?(2)创新异质性是否客观地存在于宏观、中观与微观的经济发展中?(3)创新异质性的存在是否使得原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出现较大程度的偏误?(4)如何构建一个涵盖创新异质性的新的经济增长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企业、行业、国家层面的技术进步路径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本文通过“验证问题的存在性——理论上解决问题,并得出结论——实证检验理论研究的结论”的统一框架,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创新异质性的存在将对全社会R&D投入、宏观技术进步与整体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在Klette和Kortum(2004)的内生增长框架, Akcigit和Kerr(2010)的考虑创新类别差异的内生增长框架基础上,将创新异质性的思想全面纳入内生增长框架。研究结果发现：市场中的企业间技术创新效率差异越大(也就是异质性程度越大),则技术创新的投入越大、宏观技术进步的水平也越高、整体经济的稳态增长率也越大,即创新异质性有利于经济整体的R&D投入、宏观技术进步和稳态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第二,对创新异质性的忽视,将会大大高估政府对企业创新支持的效应。本文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构建了一个信号发送模型,结果发现,在不考虑技术创新异质性的情况下,政府的创新支持政策是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的。而在考虑创新异质性的情况下,政府政策支持所带来的创新规模扩大效应将会大大缩小,尤其在两类企业间创新效率出现显著差异的情况下,原有的规模扩大效应将会显著缩小。因此,如果忽视客观存在的创新异质性,将会大大高估政府支持的成效。同时,本文对上述假说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检验。本文采用了全国第二次R&D资源清查浙江省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信号发送机制在政府支持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确实存在。这表明,企业以创新能力作为信号,并且该信号被政府接受,这样一种信号发送机制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增加。而在考虑创新异质性的情况下,政府支持的作用被弱化。第三,创新异质性普遍存在于微观企业之间、中观行业之间以及宏观国别之间,同时政府创新支持的扭曲是造成技术创新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本文采用LP-SR方法,分别运用企业截面数据(全国第二次资源清查数据)、行业面板数据(大中型工业行业数据)、国别面板数据(OECD以及中国、俄罗斯和新加坡数据),测定了技术创新的效率,并进一步采用均值检验、变异系数比较分析等方法,验证了创新异质性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SFA的方法,对36个工业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由于政府对“远期”技术创新的偏好和对资金用途监督的缺失,政府的直接与间接行政干预对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效果并不显著,甚至出现负面影响,且对市场化导向技术创新效率的消极作用更为显著。第四,宏观层面创新异质性的存在,将会影响整体经济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本文采用国别时间序列的数据,引入国别层面的创新异质性,比较了中日两国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结果发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进口贸易、FDI和技术引进等经济活动是R&D资本流动主要渠道。这个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分工水平。通过R&D资本流动带来技术溢出获而得较低的匹配技术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中自然处于较低的价值链环节,国际技术扩散中只有较低的技术水平才能与之匹配,所以通过R&D资本流动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依然还是低。反之亦然,当一个国家处于国际分工中的高端价值链环节时,便可以通过分工和技术扩散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吸收高层次的技术获得更高的技术溢出效应。也就是说,国别间创新异质性的存在,决定了在吸收国际技术异质性扩散存在“马太效应”。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在理论上构建了一个考虑创新异质性的内生增长模型,从而寻找到宏观技术进步的微观基础；同时为了解决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与政府政策支持的问题,构建了一个信号发送机制,从而讨论了创新异质性对政府政策效果的影响。具体来看,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将创新异质性的思想纳入到内生增长框架中,对宏观技术进步的微观基础进行了详细的刻画。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是近些年国际经济学界研究的前沿,本文在Akcigit和Kerr (2010)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企业技术创新的效率差异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本文将研发类型的不同、研发程度的差异定义为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函数(即创新异质性决定了企业研发类型和研发成都),从而在更深的一个层面上讨论宏观技术进步的微观基础。可以说,本文在这一方面的理论边际贡献,将为现有内生增长理论的微观基础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第二,构建一个信号发送机制解释政府主导下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内生机制。对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激励不足的研究大多基于实证经验,学者较少从理论上讨论该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考虑创新异质性的信号发送模型,模型论证了创新异质性的存在,创新效率低的企业为了达到同样的创新产出需要更多的创新投入,而其为了模仿创新效率高的企业所付出的代价也将提高。因此,在给定一个政府支持程度的情况,创新异质性的存在,将会降低整体市场上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第三,在实证方面,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维度分别测定了技术创新效率,并采用均值检验和变异系数论证了创新异质性的存在。尤其在微观层面上,引入了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前学界较少采用微观数据分析的缺陷。其二是分别采用微观企业数据和宏观国别数据,将创新异质性纳入到一般的技术进步模型中,验证上述两个理论模型的结论。通过本文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当前中国的创新政策。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第一,应当全面、深刻地认识创新异质性的存在的客观规律,并将其纳入到政府制定科技政策的核心决定参考体系中。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当前政府并没有认识到企业间创新异质性的存在及其表现,使得包括政府、学界在内均高估了政府的科技鼓励政策所产生的实际效应。第二,应当扭转当前政府对支持的扭曲局面,将企业的内生性需求与政府的外源性供给相互匹配。根据本文实证研究的结论,我们发现,当前政府在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时,存在一定的支持扭曲。尤其突出表现在政府对“远期”技术创新的偏好和对资金用途监督的缺失,这使得政府的直接与间接行政干预对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效果并不显著。第三,应该学习日本,走“自主研发为主、借鉴吸收为辅”的技术进步道路。本文通过将创新异质性纳入到技术进步决定函数中,对中日两国的技术进步来源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目前的技术进步道路仍然是“借鉴吸收为主、自主研发为辅”,国内研发资本由于管理效率的低下,对技术进步的贡献微乎其微。事实上,这种技术进步的道路受到创新异质性的研究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