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生活的晚明社会处于历史重要的转型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尤其是市民阶层的崛起,人的主体自觉意识逐渐觉醒,随之而来的就是价值观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单靠儒家既成的道德规范已经无法应付复杂的现实状况,思想之间的交流与会通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与潮流。王学会通派推动了会通思潮的发展,其主要特征是:在学术上会通三教、诸子甚至西学;在行动上会通出世与入世。李贽就是会通派的主力之一。把“道德性”看成人的本质属性是儒家一贯传统的观点,李贽则打破了这种道德本位的限制,直接把人的本质属性扩充到自然人性论上。李贽肯定私心、私欲的价值,诠释了人们追求私利的可行性与正当性,把求得自身的适宜当成为学的最终目的。李贽主张“人人皆能成为圣人”,所以不愿只做一世完人,有着济世成圣的追求。但是无论追求自适超脱的出世之法,还是济世成圣的入世之法,在李贽看来都别无二致。他视“成己成物”为一体之学,追寻的是“出世圣人”的境界。不同于传统严苛的参禅修道,李贽倡导随性适宜的修行方式。所修之佛不是高高架空于现实生活的彼岸之佛,而是此岸的俗世之佛。“有身是苦”是发愿求佛的现实导源,人只有真切体会到了人生苦海的痛苦难耐,才会生出坚定地寻求出世解脱之法的心念来。只要“发愿苟真”,不管是僧是俗、在家出家皆可证得佛法,各人各取自己方便罢了。李贽还主张“世情过得,便是道情”与“佛事无碍”,认为不但出家在家的外在形式不必在意,就连俗世之事、人伦之情都不用舍下。李贽在解老与解庄时虽然各有侧重,但都表现出了对个体价值的关注。解老时侧重对“无为而治”的治世思想的阐释,提倡治理者顺从民众的自然之性,不过多的干预,使其自由的发展。通过姚安的政治实践,李贽将“无为而治”发展成了对个体更为关注的“至人之治”的思想。李贽在解庄时吸收并发挥了庄子自适逍遥的思想主旨,同样主张只有泯灭是非、生死的界限才能获得与天地一体的大自在。李贽的解庄与解老试图从内外两方面创造条件来保证个体价值的实现。李贽的思想看似庞杂甚至前后矛盾,但通过解析仍然可以概括为“贵真”与“自立”的个体哲学。“凡为学者皆为穷究自己生死根因,探讨自家性命下落。”是他始终坚持的宗旨。李贽在当时乃至后世很长一段时间被目之为“异端”,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私心、私欲”无所掩饰的肯定。但是这恰恰也是李贽最为可贵的贡献,它实现了李贽自身理论的道德人性论向自然人性论的转变。这种转变又牵连着传统价值观向现代观转换的历史性课题,所以李贽的价值被定性为:16世纪的启蒙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