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鲁迅作品谱系还是鲁迅研究领域,《故事新编》都是一个极具独异性的存在。自鲁迅1922年以《不周山》开启其《故事新编》写作以来的百年间,学界围绕其文类归属、“油滑”评价、创作方法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其中,对《故事新编》文类的讨论与研究由来已久,堪称《故事新编》诸多争议中的难点之一。《故事新编》文类研究的基本悖论在于:《故事新编》在一定程度上是鲁迅抵抗现代性“纯文学”文类制度与观念的“反文类”写作,然而一旦在现代学术体制内部对其展开某种精细化、专业化的文类界定,便难免将其重新纳入某种“纯文学”文类制度之中。规避这一悖论的研究路径在于,研究者应首先在研究过程中时刻反思自身的现代知识立场,警惕现代知识的理论陷阱,不再将既有的“纯文学”认知视为理所当然之物,而是将其充分问题化、历史化,在此基础上探究“纯文学”制度的建构过程,真正从“文学概论”中逃逸而出。由此,在“纯文学”制度与“杂文学”意识的对照性视野中重新探讨《故事新编》的文类问题。本文试图以阶段性研究代替整体性研究,探讨《故事新编》写作的原发、重启与完成这三个阶段中的文学制度因素、文类意识脉络、文本形式特质与作家主体精神,以此重新激活鲁迅《故事新编》写作的反抗性与行动力,凸显《故事新编》之“杂”的独特贡献。第一章以创作于1922年的《不周山》为中心,考察《故事新编》写作的原发阶段。将《不周山》放回《呐喊》—杂感时期的历史现场考察,可以发现“油滑”并非如鲁迅所说开端于《不周山》,它在此前依托《晨报副刊》“开心话”栏目发表的杂感《智识即罪恶》、小说《阿Q正传》第一章中已经萌芽,“油滑”正是以杂感笔法介入小说世界的“杂文学”实验的产物。《不周山》的写作受鲁迅阅读经验、学术研究以及厨川白村文艺理论的启发,本意在于恢复神话作为“文章之渊源”的本色,但“油滑”的意外发生使《不周山》重新落入鲁迅以往小说、杂感的窠臼,还显示出某种时空错乱的突兀感,引发了鲁迅的不满。这表明在这一阶段,鲁迅仍试图“认真”进行“纯文学”创作,尚未意识到“油滑”这一“杂文学”文类形式的独特价值,《故事新编》写作的原发阶段随之告一段落。第二章以创作于1926年至1927年的《眉间尺》《奔月》为中心,考察《故事新编》写作的重启阶段。《眉间尺》中“黑色人”的复仇精神,以《工人绥惠略夫》为思想资源,上承《孤独者》《复仇》与《复仇（其二）》,它既是鲁迅开拓短篇小说新可能的尝试,也是他向内心的悲哀与人事的纠葛作“绝望的抗战”的契机。在这一过程中,鲁迅注意吸取《不周山》的教训,试图压抑“油滑”、“认真”创作,《眉间尺》的前三节由此呈现出崇高静穆的独特风格。然而,在思想分歧与种种误会的交互作用下,高长虹与鲁迅的冲突意外爆发,这使得鲁迅中断了《眉间尺》的创作,转而写作《奔月》和高长虹“开了一些小玩笑”,《故事新编》又一次从“认真”转向“油滑”。但“高鲁冲突”只是促使鲁迅意识到“油滑”审美价值的一个契机,对“踱进研究室”与“搬入艺术之宫”等思潮的观察、反思,才是《奔月》文类风格转变的深层原因。古今杂糅的“油滑”笔法,使得鲁迅可以兼顾“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最大限度地冲破逐渐僵化的“小说作法”与“文学概论”。自此,鲁迅的“杂文学”意识走向自觉,“足成八则《故事新编》”的写作计划也随之逐渐明确下来。第三章以写作于1934年至1935年的《非攻》《理水》《采薇》《出关》《起死》为中心,考察《故事新编》写作的完成阶段。随着1920年代“文学概论”课程在高中、大学预科与规模较小的大学的普及,以“主情论”与“三分法”为特征的“纯文学”日益转变为某种具有权威性、排他性的文学常识、文类制度。1930年代初,“纯文学”/“杂文学”的区别逐渐被置换为“文学”/“非文学”的分界。这促使鲁迅反思文学过度“纯”化对其实用性与行动力的损害,其“杂文学”意识由此在1930年代走向成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鲁迅对“油滑”笔法的运用愈发大胆直接,一方面,在“认真”与“油滑”的矛盾背后,是纠缠着“愤世之情”“游戏精神”与“脆弱情感”的鲁迅晚年心境;另一方面,在“纯”与“杂”的张力背后,是鲁迅借由《故事新编》写作抵抗“纯文学”制度、激活文学实用性与行动力的“抗议的力量”。《故事新编》正是鲁迅文脉中的“中间物”:它既是鲁迅对其学术研究中历史“故事”的钩沉与重构,也是对《呐喊》《彷徨》所开创的现代“小说”范式的反拨与超越;它一方面拒绝进入所谓“纯文艺的宫庭”,另一方面又以“杂”之精神承担起“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责任。最终,鲁迅通过“油滑”的眼光,创造出了介于纯文学/杂文学、小说/杂文、历史故事/现代小说、文明批评/社会批评之间的《故事新编》,并由此完成了对历史的审视、对现实的批判以及对“纯文艺”的超越。综上,本文试图在一个问题化、历史化的语境中,重新审视《故事新编》这一“杂文学”写作对“纯文艺”制度的抵抗,其用意在于,在对“纯”“杂”互动过程的动态考察中,重新激活、释放被过往研究压抑的《故事新编》写作的驳杂力量。毋庸讳言的是:一方面,在“杂文学”视野中展开论述,可能简化“纯”“杂”相互纠缠的复杂状态;另一方面,如果不能进一步以《故事新编》之“杂”为方法,观照历史与当下,那么这一系列论述最终仍将落入鲁迅一再警惕的“学院化”与“去政治化”的陷阱。还有大量问题可以在这一“杂文学”视野中重新探讨,因此,本文也必然只是“进化的链子”上的一环——与其说它是一个结束,不如说它只是一次梳理、一次展望以及一个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