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帮助行为在德、日刑法教义学理以及司法判例中得到较早研讨,而随着近年来域外教义智识的不断引入以及国内学者的本土化丰富,中立帮助行为的刑事责任判定问题也日益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出现,更是将此一问题推至学界聚光灯之下,使其渐成学术富矿。在现代社会分工精致建立的实态情境之下,中立帮助行为承载着社会生产、生活组织、衔接的现实机能。如何为其构建出合理的刑事责任判定模式从而厘清可罚与否的内在界限,不仅是刑法教义学与司法实践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而且该问题的解答亦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下具有现实意义。然而源于中立帮助行为日常性、制式性的外在样态,准确限定其刑事责任归属阈界并非易事,特别是随着传统犯罪的网络化迁徙以及借助网络技术更新所衍生的新型犯罪,使得上述问题更趋复杂。如何衡平日常生活的自由领域与法益保护的规范诉求,如何缓解科技创新的社会驱动与风险社会刑法触角不断前伸之间的张力,值得审慎的思索与解答。正是基于中立帮助行为问题本身所承载的学理研讨价值与司法实践意义,本文力图在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之上展开研讨。纵向维度内含逐层递进的三个层次,包括作为研讨前提的中立帮助行为内涵范畴的划定,作为问题基底的共犯理论基础,以及作为问题核心的既有刑事责任判定路径检视。在对上述问题予以论述之后,改变学界通行的以行业分工视角构建可罚性判定的固有模式,回归中立帮助行为的规范架构进行作为形态与不作为形态的二维分化。从而对中立帮助行为问题在横向维度之上展开,匹配构建作为形态与不作为形态的刑事责任判定模式。通过上述纵向研讨的逐层递进,以及横向维度作为形态与不作为形态的平行考察,力图实现中立帮助行为刑事责任判定问题的解答。第一章对学界围绕中立帮助行为概念形成的学理争议予以梳理,并将其归置为同质化立场与异质化立场两种概念构建思路的对立。同质化立场旨在为中立帮助行为之“中立化”属性赋予“正当性”的价值意涵,异质化立场主张在维持中立帮助行为整体范畴的同时对其进行内部分隔,从而形成可罚与不可罚类型的两个下位对峙范畴。本文在坚持事实性分析视角的前提下支持异质化概念构建思路,并力图限缩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口径。同质化立场与异质化立场的构建差异并非只是语义表述层面的形式化区别,而且决定着与之衔接的中立帮助行为刑事责任判定路径的设置走向。受上述不同概念范畴划定理念的促推影响,在教义学理与立法实践层面衍生而出的具体规制路径均存在现实困惑,分别呈现在入罪向度与出罪向度之上。入罪向度的判定障碍表现为参与侵害作用凸显引发的“易客为主”现象,“违法连带”教义信条带来的共犯从属性困惑,以及犯意联络弱化造成的定罪困局;出罪向度上的判定障碍表现为传统帮助犯处罚模式导致的中立帮助行为处罚口径过分松弛的脱罪困局。然而,不论入罪向度亦或出罪向度的刑事责任判定困惑都能还原至“违法连带”的共犯判定逻辑之上。因此合理消解入罪与出罪向度上的判定障碍必须回溯至共犯教义智识的根基层面,通过共犯处罚根据的立场选择以及帮助犯因果关系的判定标准予以解明。第二章将考察视角回归至共犯教义理论的基础层面,以共犯处罚根据为问题基点,以共犯因果关系为逻辑轨线对中立帮助行为展开研讨。首先对共犯处罚根据立场内部的学说分立予以评析。责任共犯论、违法共犯论将参与可罚性求诸于“人格刑法”亦或“社会完整性之破坏”,偏离了参与行为侵害法益的基本路线。因果共犯论因回归法益侵害的立场本源,符合行为刑法的原则要求因而更为合理。然而因果共犯论内部的修正惹起说、混合惹起说固守“违法连带”的共犯违法性判定原则,使其在理论根基层面与问题阐释层面均存在一定困惑。纯粹惹起说通过坚守因果共犯论的立场本源,将共犯对正犯的依存定位于“纯粹事实性质的依赖”,从而还原了共犯“违法相对”的判定原则,使“从属的有无”与“从属的程度”问题相分离。但为避免纯粹惹起说事实性依赖可能引发的共犯单一制倾向,必须对其进行从属性的规范加固形成构成要件从属。纯粹惹起说因贯彻“违法相对”的考察原则更有助于消解中立帮助行为入罪、出罪向度上存在的刑事责任判定障碍。作为研讨逻辑的自然延伸,中立帮助行为因果关系的合理判定不仅与共犯处罚根基的立场选择存在逻辑关联,亦对构建合理的中立帮助行为刑事责任判定模式具有基础意义。承接纯粹惹起说之研讨结论,本文在坚持帮助犯因果关系肯定说的立场前提之下,主张以改良的促进理论进行参与行为因果关系的类型性考察。通过将客观归责视角之下的“风险升高”判定逻辑嵌入“促进公式”之中,实现参与行为因果关系的缩限认定,避免中立帮助行为处罚阈界的不适扩张。对此需要对帮助行为因果关系进行物理因果关系、心理因果关系、物理——心理转换型因果关系的类型性划分,运用改良的促进公式进行具体判断。第三章对学界既有的中立帮助行为刑事责任判定路径予以梳理扬弃。目前以谨慎的入罪态度限制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阈界已成学界共识,而源于考察视角的差异又形成了观点争鸣的局面。不同路径的设置本身即反映出学界对此问题在犯罪阶层框架下的定位差异,本文以此为考察索引,将学界既有立场予以阶层体系的位置还原,以期对诸种观点之有效性提供另一个验证视角。构成要件阶层内部源于判定重心的设定差异又存在主、客观层面的立场分立。主观层面的未必故意否定说以及正犯意思促进理论放弃中立帮助行为客观面向的事实性考察,存在陷入心情刑法的论理危机。立于客观层面构建的社会相当性理论、职业相当性理论、禁止溯及理论虽然实现了行为事实样态的关注回归,但弃置主观要素对于参与类型的定型作用亦非妥当。以罗克辛教授为代表的折衷立场虽然主张刑事责任判定模式的主客观并重,但存在以主观因素反向钳制客观归责的逻辑误区。违法性阶层内部的学说构建体现出从实质规范层面缩限处罚阈界的思考进路。但违法性阻却说、利益衡量理论均存在判定标准模糊暧昧的实践障碍;义务违反说虽然开启了义务犯的研讨向度,但其判定条件只是其他学说的简单综合,缺乏统筹整体的体系构建;正犯不法连带理论将参与行为的处罚根基求诸于行为人之主观恶性,因偏离因果共犯论的立场本源难言妥当。上述立于构成要件阶层与违法性阶层的刑事责任判定路径均着眼于中立帮助行为的参业属性,此种形式化的考察视角使得与之衔接的判定路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下面临普适性困局。本文主张回归规范层面对中立帮助行为进行作为形态与不作为形态的二元分隔,匹配构建与之对应的判定模式。通过形式化考察视角向规范性考察视角的转换,保证中立帮助行为刑事责任判定模式的适用周延以及实践理性。第四章主要围绕作为形态中立帮助行为的刑事责任判定模式构建展开。基于折衷路径兼顾中立帮助行为主、客观面向所具有的合理性,作为形态的刑事责任判定模式以折衷模式为蓝本进行构建。在此需要首先对判定模式核心的客观归责理论之主观渗透现象予以合理解明。以“特别认知”为代表的行为人主观认识要素引发了学界对风险升高解算过程客观性的质疑。主观因素并不能改变客观归责之风险判定过程的客观本质,特别认知要素只是作为风险判定材料的检选标准对风险升高的结论导出间接发挥作用。此种主观因素的导入路径能够得到机能主义犯罪论体系以及违法性本质论的根基支撑。在解明风险判定的主观因素渗透现象后,作为形态的中立帮助行为刑事责任判定模式需要从正向判定与反向复检两个阶层展开构建。正向判定阶层依据风险判定的资料选择、主体确定、时点确定、核心确定,综合得出风险升高与否的初始结论。反向复检阶层依靠社会相当性理论与信赖原则的适用标准构建对风险升高的初始结论进行二次检验,以实现处罚口径的合理缩限。本文在从规范论架构出发构建上述刑事责任判定模式的同时,一体保留了参业属性考察视角的优势。通过选择运输领域、商品销售领域、履行民事义务领域内的中立帮助行为类型作为考察样本,对作为形态的刑事责任判定模式予以可适性验证。第五章主要围绕不作为形态中立帮助行为刑事责任判定模式的构建展开。对于不作为形态中立帮助行为性质界定问题,学界存在“消极的作为正犯”归责路径与不作为犯参与归责路径的观点对立。消极的作为正犯归责路径试图通过“消极实行行为理论”回避不作为犯义务来源的构建难题。然而其抹蚀构成要件的类型边界,导致参与归责问题与不作为犯判定问题的混淆。片面共犯理论亦不能适用于中立帮助行为归责阈界的有效限定。本文主张在不作为犯视角之下展开不作为形态中立帮助行为的刑事归责考察,对此需要同时解决作为义务来源的体系构建以及不作为参与行为的归责类型确定两个问题。目前学界对于界定不作为参与类型存在四种立场。犯罪支配立场隐含论理根基的暧昧模糊,社会功能关系理论遗留形式义务理论之缺陷,因果关系支配理论存在义务来源考察缺失的弊端。本文在一体贯彻机能主义犯罪论的思考路径之下,主张以雅各布斯的义务犯理论为蓝本构建不作为形态中立帮助行为的刑事责任判定模式。对此需要从作为义务来源的体系构建以及参与类型界定的两个判定层次展开。前者依据“归责领域”的性质差异进行“组织管辖”与“制度管辖”的义务来源类型分隔,后者根据义务来源的性质差异匹配构建与之对应的归责标准,实现“行为支配性”与“义务违反性”的双轨判定路径。最后检选网络犯罪领域、交通运输领域、房屋租赁领域内的不作为中立帮助行为作为检验样本,对不作为形态下的刑事责任判定模式进行可适性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