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湖北省档案馆馆藏的资料为基础,采用实证研究和长时段研究的方法,深入剖析了从1930年至1948年间宜都写经寺的三次庙产纠纷,展现了政府、乡绅、寺僧之间如何利用各种资源来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阐述了写经寺的概况,包括其起源、性质、庙产及其经营状况、人员构成。第二章分析了1930至1934年的首次写经寺庙产纠纷,通过对写经寺内部纷争、僧人与宜都县府的司法较量、省府复杂裁决过程的分析,得出近代佛教正处在摆脱危机实现重生的涅槃阶段、民国法律制度亦处在一个过渡阶段。第三章分析了1940至1943年的第二次写经寺庙产纠纷,通过对僧人反抗宜都县府和乡绅的过程、僧人与省府的司法较量的分析,得出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中央政府默认地方政府违法侵夺庙产的行为是写经寺僧人该次诉讼失败的主因。第四章阐述了抗战胜利后,在国民政府调整庙产管理政策的前提下,宜都寺庙僧人请求发还庙产的努力。在最后的结论中,论文指出写经寺庙产纠纷的发生是其自身内部因素和宏观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两次庙产纠纷结果不一样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是抗日战争的影响,中央和地方政策的分歧源于其视野不同,僧人成功利用法律维护自身利益的实践是佛教适应现代化的一个缩影。总的来看,写经寺庙产纠纷反映了在时代背景急剧变化下宜都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僧俗关系、政教关系。从某种程度而言,本研究有利于丰富学界对庙产纠纷的经验性认识,能更深入地理解庙产兴学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对正确评估近代庙产兴学的研究,深入探讨当今学术界研究中国国家、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或有一定的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