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理论是现代公共财政理论的主要内容，随着公共产品理论的不断发展，研究者已经将目光从探讨公共产品的概念、特征，转入到对公共产品供给这一问题的研究。通过对现有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梳理和分析，使我们认识到对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研究经历了几个阶段：早在17世纪中期，霍布斯等古典经济学家就从政府职能出发，认识到国防、基础教育等公共产品需要政府供给，其后理论界认识到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失灵”，政府必须供给公共产品来弥补“市场失灵”，这是对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第一个阶段的认识；在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理论的影响下，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包括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但是由于政府预算扩张动机等“内部性”的存在和信息的不完全使得公共产品单位成本上升，致使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能完全满足公共产品消费者的需要，“政府失灵”问题产生，在将部分公共产品交由私人部门来供给的效率比政府供给要好的情况下，理论界认识到公共产品既可以由政府供给也可以由市场供给；在公共产品“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存在的情况下，以第三部门为供给主体的自愿供给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断扩张了公共产品的供给领域，涉及到教育、医疗、扶贫等多个方面，但是自愿供给存在供给的“自愿失灵”问题。从霍布斯的《利维坦》开始涉及公共产品供给的分析开始，对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公共产品由谁供给、在多大程度上供给才能达到公共产品供给的均衡一直是困扰理论界的一个难题。同时，对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和实践存在一个不可回避的困境，即对于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选择一直是一个被动选择的过程，这一被动的选择过程，是一个产生失灵问题即效率损失之后对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进行重新选择的过程。为避免这种被动选择所不可避免的效率损失，就应该主动选择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因此研究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选择标准、如何选择供给主体、如何实现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变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最为令人瞩目的成就之一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随着科斯1937年“发现”交易费用和1960年提出“科斯定理”，科斯及其后继者就产权的基本问题、企业产权结构、企业的性质、人力资本产权等制度特殊问题和制度的基本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因、过程、方式与影响等制度和制度变迁的一般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新制度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按照康芒斯对交易的分类和制度经济学对交易费用的论述，公共产品的供给活动也属于交易活动，交易费用存在于公共产品的供给活动中并影响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因此，用以交易费用理论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分析范式分析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有助于发现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和变迁的本质。已有的对于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大多采用供给一需求的传统经济学分析范式，本文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希望通过深入的研究，提出一个分析和解决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与供给主体变迁问题的理论框架。就我国情况而言，在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的情况下，实现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产品供给均衡是这一战略目标的应有之意。因此，基础教育供给不均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难以满足公众的需求等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就愈发引人关注，迫切需要解决。但是我国是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在我国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满足人们多样性的需求，在不断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的同时，寻求公共产品潜在的供给者是解决这一系列难题的关键。考察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改革的历程，不难发现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不断寻找最优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和实现供给主体变迁的过程。因此，在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不断发生变化和供给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研究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选择和供给主体的变迁问题就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找到这一课题的答案，那么将有助于解决政府转型、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市场化改革、第三部门发展等现实问题。 本文的总体框架是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首先论证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的前提条件--公共产品供给的非均衡和公共产品多元供给机制的存在；其次，运用交易费用经济学这一分析工具论证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的标准并对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边界进行了界定，利用制度变迁理论对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变迁的原因、条件、类型和效用进行了分析；再次，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及变迁的理论框架运用到对中国基础教育供给主体选择及变迁的分析中，论证这一理论框架的实用性。依据这一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七章： 本文的第一章为引言，主要阐述了问题的提出、主要概念的界定和文章结构及主要创新点。 本文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主要对公共产品政府单一供给主体理论、公共产品政府——市场供给主体理论、公共产品政府——市场——自愿供给主体理论、公共产品政府间供给理论，以及与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和评价。 本文的第三章建立了公共产品的非均衡供给模型，论证了由单一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两供给主体和三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将无法实现公共产品供需的均衡，但在一定条件下两供给主体和三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将有助于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改善。 本文的第四章首先将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引入到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认为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将不可避免的产生交易费用，并阐述了影响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交易费用大小的因素。通过建立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标准的理论模型，认为公共产品最优供给主体的选择取决于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的边际交易费用，并通过对威廉姆森模型的扩展对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边界进行了界定。 本文的第五章论述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变迁的原因、条件、类型及效用，并通过建立双层次互动进化博弈变迁模型阐释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变迁的策略选择。认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变迁存在诱因及根本原因，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变迁不可缺少的条件是有效组织、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等，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变迁分为强制性变迁及非强制性变迁，无论是哪种变迁方式都会对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与公平产生影响。 本文的第六章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及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运用到对中国基础教育供给这一现实问题的分析中。首先界定了基础教育的产品属性，并阐述了基础教育供给主体的多元机制及供给现状；其次对基础教育供给过程中的交易费用进行的测算，结论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将部分基础教育产品由政府部门交给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供给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其供给的效率；最后，对基础教育供给主体的变迁进行了回顾、总结、分析，认为我国基础教育供给主体的变迁仍应坚持强制性主体变迁为主，并充分发挥非强制性主体变迁的作用。 本文第七章为结语及对以后研究的展望。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基于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审视了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这一不同研究视角，对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分析。 2.建立了单一供给主体、两主体、三主体供给公共产品的非均衡模型。通过对模型条件的严格假定和严密论证得出了单一供给主体、两主体、三主体供给公共产品将达不到供需均衡。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两主体供给和三主体供给公共产品可以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与效率。 3.将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纳入到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建立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标准的理论模型，并通过对威廉姆森模型的扩展界定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边界。 4.对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变迁的原因、条件、类型及效应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建立双层次互动进化博弈制度变迁模型阐释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变迁的策略选择。 5.运用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及变迁的理论框架分析了中国基础教育供给问题，并利用与前人不同标准对基础教育供给主体的选择做出了判断。通过分析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将部分基础教育产品由政府部门交给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供给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其供给的效率；基础教育供给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要同时考虑各个博弈主体的利益，鼓励地方政府、市场供给主体、自愿供给主体和基础教育的消费者通过多种合法渠道参与基础教育供给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