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文学处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中间阶段,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长期以来,学者较多的是关注其中的元嘉诗歌以及谢灵运、鲍照等重点作家,或将其放在南朝、魏晋南北朝或中古文学中进行研究。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指出,刘宋诗歌的发展是由于“在上者之提倡”。此论切中刘宋诗歌发展的要害。但刘师培对刘宋诗歌只作了概括的描述,对“在上者”引领诗风的具体情况未作展开论述。交往会诗是刘宋诗歌的一大特色,而古今学界对此重视不足,还有很大的可探讨空间。本文拟从文人交往的角度对刘宋诗歌作一全面的研究,展现诗歌在交往活动推动下不断丰富的发展脉络。本文有三个思路:一是紧承刘师培“在上者之提倡”的观点,以主要的帝王文人的文学活动为纲,梳理“在上者”是如何引导和推动诗风的发展,重点围绕缘由、方式及手段等方面展开,力求体现刘宋诗歌流变的客观情况;二是将刘宋诗风的演变放在动态的交往活动中进行分析,折射发起、组织交往,形成文学群体对统一诗学观念、提升创作水平和转变诗风的重要作用;三是探析刘裕、刘义隆、刘骏、刘或等帝王和谢氏家族在诗风演变中的活动和作品,发掘他们在会诗活动中的思想引领和风格导向作用。第一章主要从两方面剖析刘宋交往诗歌的发生背景。一是交往诗歌产生的理论机制,即赋诗言志的传统和兴观群怨的诗学观念;二是刘宋文人生活的时代环境,包括由贤明渐昏庸的政治统治、庶族寒士获得仕进机会、繁荣富庶的经济生活、儒释道文化交流激荡等方面,此是文人思想、言行发生的重要因素。第二章讨论义熙初谢氏“乌衣之游”,此是玄言诗风转变的开始。东晋后期,玄言诗的发展陷入困境。晋宋之际,反对玄言诗的呼声越来越大,殷仲文、刘毅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以谢混所组织的包括谢瞻、谢灵运、谢晦、谢弘微等子侄的“乌衣之游”,通过会集商较文义,从诗学理论到创作实践形成了书写真性情的诗歌。“乌衣之游”为群体性的文学活动,对玄言诗风的转变影响极大,可以看作玄言诗风转变的开始。家族的力量毕竟有限,“乌衣之游”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主流思想,即用儒学替代玄学。玄言诗风的转变需要有一个过程。第三章探讨武帝刘裕戏马台会诗等活动对玄言诗风转变的推动价值。刘裕一生积极有为,是典型的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执政者。从义熙至永初近20年间,社会风气发生质的变化,士风由清谈玄理走向关心国事,诗风也发生一些质的转变,从关注自然与人生转向书写家国情怀。刘裕爱好文义,经常组织宴集会诗活动。家国情怀是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内容,且以政治的强力推进,蔚然成风。第四章论述元嘉三十年是诗风多元化发展时期,主要有以文帝为首的京师宴游会诗活动,以谢灵运为中心的“四友”会诗活动,以刘义庆为中心的文学群体活动。刘义隆宴游会诗主要关注家国事,重视用典,雅正质实;谢灵运“四友”会诗主要是山水诗,润泽秀丽,成为士子追捧的对象;刘义庆群体会诗重点是描写恋情和自然风光,恋情诗仿学民歌,短小生动,写景诗圆润可爱,清新自然。刘义隆是个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通道佛的帝王,胸襟宽广,爱才好士。在他统治时期,多家思想共存,诗风多元化,一派欣欣向荣。第五章论述孝武帝刘骏执政时期宴游会诗状况。此期诗风趋向绮丽。刘骏是个是非功过兼半的皇帝。他推行备乐制度,平等对待民间俗乐与宫廷雅乐,引导文人学习民歌技巧;设置清台令,专掌乐歌。刘骏好宴集会诗,好以文才奖掖大臣,作诗追求绮丽。周围的文人如谢庄、鲍照、汤惠休等,诗多丽彩。第六章论述明帝刘或泰始时期宴游会诗状况。此期诗风紧接大明绮丽之风,但诗人才情不足,诗歌有丽色而乏情趣。泰始末年,江淹诗颇受文人喜爱,诗风转向明丽。刘或好宴集会诗,诗多学民间俗乐,艳丽有余,才力苦弱。刘或猜忌残忍,忌讳过多,且违者重罚,无异于“文字狱”。在此情况下,宴集会诗很难抒写真情实感,诗歌发展受到重创。江淹以其丽彩之诗,相会于刘景素、萧道成,取誉于宋末,为死板的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气。结语部分概述刘宋诗风演变的因素,阐明文学交往活动在诗风演变中的作用,总结诗风演变中的核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