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的薄胎高柄杯并非仅随葬于高等级遗址的大中型墓葬,低等级遗址的中小型墓葬同样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薄胎高柄杯,建新、梁王城等低等级遗址墓葬随葬薄胎高柄杯的概率甚至高于同期的大汶口等高等级遗址。这说明尽管薄胎高柄杯制作工艺复杂,但高等级遗址的人群并没有能力垄断先进的制陶技艺。薄胎高柄杯在不同遗址的分布特征与随葬比例则表明,跨区域的高柄杯生产与流通中心在这一时期可能不存在。中小墓葬随葬薄胎高柄杯,暗示高柄杯在这一时期尚不是纯粹的礼器,而应具备一定的实用功能。薄胎高柄杯的器型演变以及灰坑中与陶篦的共出关系,表明薄胎高柄杯可能用于饮用杂质较多的浊酒,陶篦用来过滤贮酒过程中二次浑浊形成的杂质,高柄杯束腰折腹、下腹半球形、深腹圜底的设计,便于浊酒中杂质地沉淀,并防止杯底杂质倒入饮者口中。龙山文化以后,薄胎高柄杯演化成礼器,饮酒的实用功能丧失,因此杯形口的设计也不再流行,同时在墓中的随葬位置也因之发生改变。薄胎高柄杯在高等级遗址墓葬中,多为垄断型分布模式,大墓出土数量多、占比大;在低等级遗址中,呈分散型分布模式,不同墓葬出土薄胎高柄杯的几率较为平等。宴饮行为促进社会分化或者权力发育的假说无法被观察到,至少这样的假说不适用于中小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居址材料也说明,此时期不存在可供举办大规模宴饮活动的室内场所。墓葬中的人骨材料则显示,随葬薄胎高柄杯的个体主要是中老年人群,婴幼儿青少年很少随葬薄胎高柄杯,其他研究者的统计表明,此时期随葬品在向中老年群体聚集,年龄是影响随葬品数量的重要正相关因素。总体而言,女性随葬高柄杯的几率要高于男性,在梁王城等遗址中尤其突出。因此,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社会分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年龄组之间的分化,女性人群的地位因遗址而异,并没有发生普遍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