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维持着以传统利息收入为主要来源的收入结构，这种收入结构与我国特殊的、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近两年来，随着股票和债券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直接融资渠道有了很大的扩展，使企业有机会利用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工具而绕过银行进行资金的融通，这种融资非中介化的趋势在狭义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脱媒”。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这种融资非中介化的困境，对其传统融资中介功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也对银行过度依赖存贷利差的收入结构支撑基础产生了冲击。　　 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表明，商业银行在交易费用、信息获取方面的优势奠定了其传统融资中介的重要地位，那么现在其融资功能的削弱也同样可以从上述理论脉络的梳理中得到解释。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传统商业银行在降低交易成本、消除信息不对称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逐渐变弱，从金融功能的视角便出现了被更有效率的资本市场工具替代的趋势。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伴随着国家行政方面的推动和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大环境，金融“脱媒”对我国商业银行来说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从影响的角度，直接融资不断发展引起的金融“脱媒”将对我国商业银行传统信贷业务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贷款业务的总量、价格以及贷款业务风险成本三个方面，并在资本充足约束和利率市场化的发展下深化对银行传统收入的影响，进而冲击银行的收入结构。　　 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国家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就不同程度的经历了非中介化的影响，其商业银行的传统收入业务也在这种影响下受到了挤压，美国便是一个代表。在这种“脱媒”的影响下，美国商业银行调整了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的比重，使得收入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迁，非利息收入的比例由20％左右稳步攀升至40％多的水平并趋于稳定。在美国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转型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转型的差异化结果：规模越大的商业银行所表现出来的转型更加明显，非利息收入水平相对较高，而利息收入仍然是小规模银行收入来源中的核心部分。这充分表明不同类型银行根据自身特点的差异化转型策略，而不是一味强调趋同的收入结构比例。　　 反观我国商业主要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以存贷利差为主的利息收入比重过高，对利差收入过于依赖。我国商业银行之所以能够在过去一直维系这种高利差收入的单一收入结构，主要是以我国长期利率管制下对利差空间的保证和资本市场长期发展滞后、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不畅而对银行贷款融资产生的强烈依赖为价、量支撑的。考察最近五年主要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利息收入比重略有下降，尤其是2006年净利息收入的比例变化比较明显。虽然，这种变化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2005年开始我国企业直接融资的快速发展对银行传统贷款业务的挤出效应不容忽视。　　 直接融资的发展对我国商业银行传统收入结构的影响可能通过两个方面进行传导，其一是对银行传统贷款业务的数量和价格影响，进而影响利差收入；其二是直接融资的发展为商业银行开展相关配套服务提供的潜在业务空间，从而影响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两种收入类别的相对重要性变化自然表现为银行收入结构的改变。为了更好的检验和说明直接融资发展对我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现在及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选取了招商银行作为典型案例来分析其具体情况。通过对招商银行历史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2005年开始，其收入结构的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利差收入比重开始下降，而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为主的非利息收入比重出现了显著提高。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和测算，本文从此实例中得出以下三点结论。首先，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导致的融资格局变化，对商业银行传统的以利差为主的收入模式和赢利能力带来了挑战。其次，直接融资发展条件下，多层次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完善，同时为商业银行拓展新型业务提供了难得的市场条件，将有力地促进商业银行非利息净收入的快速增长。此外，直接融资快速发展将从主客观两方面加速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转型，通过对传统利差收入的外在挤压和对托管佣金为代表的手续费收入业务的空间扩展两方面的作用，促使商业银行收入结构向非利息收入比重不断提高的方向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对直接融资发展背景下的商业银行转型提出建议。首先，分业经营壁垒已经成为银行业发展的一种制度障碍，监管方要为商业银行业务拓展提供一个宽松而有序的政策环境。其次，商业银行应优化利息收入业务的内部结构，拓展中小企业客户和优质的个人客户。此外，直接融资的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挑战，同时也有机遇，商业银行应把握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更广阔的业务空间，大力发展相关中间业务，促进非利息收入增长。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的收入结构转型，并不是强调结构的一味趋同。提高非利息收入是必然趋势，但是在各家银行收入结构优化的具体发展路径上，差异化经营才是我国银行的共赢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