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在气候变化治理中角色的认知:以哥本哈根会议为例
　　这篇论文,以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作为案例,讨论了国际上对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问题上的观点和态度。世界各国对中国在此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并且对中国的举动持有不一致的观点。因此,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各国又是如何看待这一角色的。本文认为,中国受到了大于其应受的批评,这是由于各国的批评是基于自己的理解和误解,而非事实。
　　这篇论文由五个部分组成。首先是理论背景的讨论,即为什么理解问题在国际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至关重要,以及它是怎么影响国际政策的制定的。在国际关系的理论中,理解问题在什么范围内产生影响受到极大的争论。哥本哈根会议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气候问题的会议,也是各个主要对手之间的策略/政治的激烈较量,而这使得各国的理解大大影响了这次会议的结果。因此,本文的研究是从构成主义者的观点出发,认为理解问题在国际政策的制定中具有重大影响。在谈判过程中,当国家对彼此和自身的观察倾向于远离现实情况时,谈判的结果不会是有建设性的。这表示为了达成一个有远见的气候协议,需要填补这些理解之间的鸿沟。
　　第二部分是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案例研究,考察了此会议的三个主要参与者,中国,美国和欧盟,以及他们各自的角色。分析了三者国内的情况,涉及到他们之前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的领导地位,以及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失意。如前文所述,有关中国角色的各类观点之间和这次会议的所有结果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研究官方言论和媒体的报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以下的差异。中国国内的看法是,中国在哥本哈根扮演了一个有建设性的负责任的角色,而且这次会议的总体结果是令人满意的。然而欧盟方面,无论是官方还是媒体都对结果相当失望,并且归咎于中国和美国。美国则把责难指向他们自己和中国,尽管从官方的言论看来他们对结果是满意的,且政府官员指责中国。
　　第三部分是对中国,欧盟和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一个简述。这些来自美国的对中国的消极言论可以从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来解释;对美国来说,他们什么都可以做,因为他们必须要完成在议会赢得大多数的支持这个艰巨的任务,这一事实使得美国在哥本哈根的谈判者相当无力,因为他们知道最终还是由议会来做出决定。由于来自国内的抵抗和华盛顿的说客,美国的谈判者和奥巴马都认识到在议会要赢得一个严格环境标准的辩论是不可能的,因此,奥巴马必须要做些什么来逃避批评。他把责难指向中国,因为中国向来因其不妥协的做法备受指责。美国的这一企图或多或少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中国并不接受这一指责,并且认为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第四部分分析了这些理解之间的鸿沟,讨论了由于经济上的竞争,国内政治的影响,三个参与者之间的不信任,以及历史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从而达成某种协议的潜在风险。由于媒体对于理解有着深刻的影响,且媒体在中国与其在美国和欧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一部分也对媒体的不同角色做出了分析。达成某种有前景的协议对各方而言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其中最根本的就是经济上的风险。对美国来说,在哥本哈根做出承诺的风险最主要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力来降低排放,而且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将会使美国失去对中国和欧盟的竞争优势。对欧盟来说,他们的风险是最低的,因为《京都议定书》之后,他们已经为降低排放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且已经开始发展绿色科技。对中国来说,风险在于它可能会破坏经济的增长,因为对中国的民众来说,为了提高生活标准,必须要保持经济的增长。总的来说,在哥本哈根,各方对利害关系的考虑远大于环境。
　　另外,这些对于中国的消极言论也可以由历史,意识形态,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在世界舞台上日益提高的重要性,对西方世界而言是一种威胁,这一想法部分是基于西方对于中国这个陌生世界的恐惧。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政治建议,以及对更进一步研究的建议和意见。一些政策方面的建议在于,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真正的问题上,而少一些对他方意图的怀疑;是时候给双边和单边协议更多的空间和信誉,而不是单纯关注全球性的协议。另外,不需要去强调哥本哈根的‘失败,反之,应该把眼光投向更远处;各方必须要做出自我改善,而不是那么多地关注其他方的情况;同时,各方也必须持一种可以协商的态度,且愿意放弃一些东西。对于各方来说,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其实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