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积极推进改革以来,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究其原因,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者们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不同视阈给出了各自的答案。然而,从哲学层面并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如果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走出了一条改变了民族命运和世界格局的中国道路,那么,有必要说明中国道路背后的逻辑轨迹。充满改革精神的“中国道路”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实践“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实践探索经验的基础上,逐渐走出以前苏联“斯大林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从指令性计划经济,经过“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现如今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主要是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实践“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过程中,避免了“哈耶克—萨克斯范式”的前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力戒所谓“标准的资本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全盘西化”,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同时,中国的改革实践中,计划经济时代弱化甚至泯灭人的意志自由、选择自由的倾向得到纠正,被迷失的人的主体性和现实性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唯命是从的命令经济,以及教条片面强调中央集中决策、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行政经济被更加注重人的个性自由、自我实现、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取代。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激发了基层(个人、企业)的积极性,渐进式改革得以稳步推进。上述中国改革实践的历史过程中蕴含着一个较为清晰的理性逻辑过程,那就是实现了从绝对理性向马克思实践理性的转换。这种逻辑转换原型存在于将理性绝对化的黑格尔哲学到马克思哲学的变革中,也反映出现代世界哲学与社会思潮的总体趋势。绝对理性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有很深的历史渊薮,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人类的理性发展逐渐走向了至上、全能的神坛。法国启蒙哲学赋予了理性全面把握世界、改造社会和精神的绝对化气质,理性的至上权威得到了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意识形态表达。尽管用观念科学重塑社会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意识形态”受到了拿破仑的拒斥,但是,意识形态确实成为启蒙运动中理性神化的一大标识。在黑格尔哲学中,理性以实体与主体同一的思辨形而上学方式实现了理性绝对化的哲学完成。绝对观念,作为自在自为的逻辑化的存在,在自我规定和自我发展的逻辑进程中,成为犹如上帝般的“现实事物的造物主”。黑格尔哲学这种凌驾于万物之上并统摄万物于自身的形而上学精神,法国启蒙哲学对自然科学万能的信仰和用自然科学方式改造社会人文领域以及精神世界的“意识形态”冲动,两者相结合就形成了一种“绝对理性”观念。“绝对理性”是确信理性及其异化的形而上学形式(如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等)能够全面地、无限地认知世界和把握世界的绝对信念。它坚持理性认知能力的无限性,坚信人的理性不但可以全面地认识并驾驭自然规律,而且能够全面地认识社会历史的必然规律,一旦掌握了这种终极性形而上学性知识,就可以按照这种真理性知识图式全面重构自然与社会经济结构。绝对理性在20世纪社会历史进程中,既表现为对理性能力无限性的科学主义信仰,也表现为将理论知识绝对化的教条主义政治理念；既表现为形而上学思维对整体价值优先性和绝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认同,又表现为张扬国家和政府统制经济、取消个人经济主体地位的计划经济信念。绝对理性在经济学背后的思想竞技场上上演了一幕幕桀骜不驯的剧目。如作为其表现的科学理性主义,本应在自然领域发挥作用,但随着科学主义的蔓延,僭越到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领域,以数学、模型等所谓的华丽“科学”外表,使人类对历史、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认识越来越脱离现实和人本身。绝对理性在黑格尔哲学的视阈中体现为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国家、集体、组织的至上性泯灭了个人的现实性、历史性和能动性。这种单调的整体主义方法,后来由于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还被强加到马克思哲学头上,成为前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旧社会主义传统的重要理论依据。马克思的实践理性观念是在扬弃以黑格尔哲学理论为代表的“绝对理性”中逐渐确立的。其理性观念的成长经历了康德理想主义理性、青年黑格尔自由主义理性、黑格尔绝对理性、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理性,最终形成了实践理性,终于使得人的思维观念由现实事物的造物主逐渐转换为实践生成的意识形态。同时,其也使理性重新获得了人身,在反对“无人身的理性”和“假人身的理性”之后,理性成为社会实践主体的理性。而在此过程中其“人性论”也臻于完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更是现实的、历史的、理性的社会实践主体。中国的改革实践高扬马克思实践理性的旗帜,从“实践”的角度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理解,纠正了以往对于马克思哲学理解的偏差,强化了马克思哲学在经济思想领域的话语权,克服了绝对理性之下的教条主义思维模式,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出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避免了一步到位、全盘市场化的“休克疗法”,重拾人的现实性和主体性,充分调动了作为市场经济建设主体的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