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更替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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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这与政策制度环境密切相关。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主要由市场主导不同,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由政府主导。政府由官员组成,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其自身政治目标是官员决策的体现,渗透到政府政策的制定、贯彻与执行中,即政府官员决策体现为政府行为。从这个角度讲,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如果只见“政府”不见“官员”,将不能直观解释政府影响企业的机制,因而对政府行为背后的官员及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了提高官员治理水平,中央于1990年开始有计划地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并限定领导干部任职期限;2006年正式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规定地方官员任职期限。这些政策为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使得官员更替因晋升、交流或任期等所致而成为一种常态。因此,本文基于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策环境变化,结合中国特有制度背景,以地级市市委书记更替为切入点,系统考察官员更替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已有研究更多探讨了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策环境变化对企业总体投资的影响,关于官员更替对企业不同投资行为影响的分析则相对不足。企业投资行为种类很多,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考虑到企业并购等对外投资行为的决策时间较长,影响因素更为复杂,本文按照企业对内投资目的的不同,选取了着眼于扩大再生产为目的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获得持续竞争力为目的的企业创新投资和以未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企业环保投资三类对内投资行为,系统考察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策环境变化对其产生的影响。本文将全样本按产权性质、行业属性与地区差异进行分组,研究产权性质、行业属性以及所处地区不同的企业面临官员更替时其不同投资行为的差异。本文进一步分析官员异质性(官员来源与非正常更替)对企业不同投资行为的影响;同时考虑了官员更替对企业不同投资行为影响的持续性。研究内容与研究结论如下:(1)官员更替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为了使实证研究结论与社会近几年的经济现实贴近,本文以2008-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官员更替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更替会降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国有企业相比,官员更替对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影响程度更大;与重资产行业企业相比,官员更替对轻资产行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影响程度更大;与东部地区企业相比,官员更替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影响程度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官员来源于异地会降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这一现象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轻资产企业与中西部地区企业里;官员非正常换届会降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这一现象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轻资产企业与中西部地区企业里;官员更替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影响是短期的,不具有持续性。(2)官员更替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我国《企业会计准则》(2006)要求上市公司于2007年执行新旳会计准则;而会计准则实施需要适应过程,考虑到2007年为准则执行开始年份。为了确保研发支出数据的统一口径,本文以2008-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官员更替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更替会降低企业创新投资;与民营企业相比,官员更替对国有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程度更大;与高新技术企业相比,官员更替对非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程度更大;与东部地区企业相比,官员更替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程度更大。进一步研究显示,官员来源于异地会降低企业创新投资,这一现象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与中西部地区企业里;官员非正常换届会降低企业创新投资,这一现象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与中西部地区企业里;官员更替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是短期的,不具有持续性。(3)官员更替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自2008年上交所发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后,我国企业开始逐渐公开披露环保投资数据。故本文以2008-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官员更替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更替会促进企业环保投资;与国有企业相比,官员更替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程度更大;与重污染行业企业相比,官员更替对非重污染行业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程度更大;与东部地区企业相比,官员更替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程度更大。进一步研究显示,官员来源于异地会增加企业环保投资,这一现象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与中西部地区企业里;官员非正常换届会增加企业环保投资,这一现象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与中西部地区企业里;官员更替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是短期的,不具有持续性。综合来看,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策环境变化会降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企业创新投资,却能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该结论表明官员更替对不同投资行为的影响会随投资行为的目的和属性不同而存在差异,使我们意识到官员更替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既存在抑制作用也存在促进作用,要视具体投资而定,为企业如何应对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策环境变化提供了具体的投资决策。本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官员更替影响企业投资行为情境的理解,使我们认识到官员更替对不同投资行为的影响会随企业产权性质、行业属性以及所属地区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官员更替、固定资产投资、企业创新投资以及企业环保投资等相关文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充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创新之处体现如下:首先,丰富了官员更替与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成果。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将官员更替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细化到具体投资类型,选取了固定资产投资、创新投资和环保投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官员更替对这三类内部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往关于官员更替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文献,主要将焦点放在了企业总体投资水平上,并没有深入探讨官员更替对企业具体投资行为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将企业投资行为具体化,系统地呈现了官员更替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加深了对官员更替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理解,同时也丰富了官员更替经济后果和企业各类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其次,深化了对官员更替影响企业投资行为情境的理解。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使用更为细化的样本分组处理,结合企业产权性质、行业属性和所属地区差异分析了官员更替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适应情境。以往文献探讨了官员更替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并未探讨这种影响在具体投资决策上会随企业产权性质、所属行业和地区的不同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通过细化样本分组,证实了官员更替带来的政策环境变化对企业每类具体投资行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适应情境,拓展了官员更替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深度与广度。最后,证实了官员更替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短期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分析了官员更替对企业各项具体投资行为影响的持续期间。以往文献探讨官员更替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并未深入考察这一影响的持续期间。本文研究发现官员更替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是短期的,不具有持续性,这为以后探究官员更替对企业各项具体行为影响的持续性问题提供了思路,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官员更替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经济后果,为宏观经济波动提供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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