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部儒家礼书中记载的先秦礼制,繁琐而复杂;考古发现的器物中,许多可辨识为礼器,种类众多,而又组合多样。将这些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进行比对,对研究先秦礼制的发展,甚至政治的沿革,都有着深入的意义,学术界也确实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礼器是礼制的物化载体,可为研究先秦礼制提供丰富的材料。而若要综合研究先秦礼制变革,需要找到其中合适的角度。为寻找先秦时期若干礼器组合、制度之间的联系(如觚爵制度、尊卣组合、列鼎列簋制度等),本文选取了二分、列器现象角度作为考察这个联系的主线。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以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的周代列鼎列簋制度为思考的起点,并与时代略早的觚爵制度、尊卣制度的组合形态进行比较,辨识这几种核心礼器组合采用了二分、列器的组合现象。进一步扩大视野,可发现牙璋组合、编钟编磬制度等核心礼器组合,也有类似的组合形态:二分、列器。若将这夏商周三代的若干礼器制度联系起来看,又可发现二分、列器现象的应用,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原始到成熟的发展规律,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礼器载体,也有着不同的组合形态,而表现程度的成熟与否,也在随时间而推进。因此,笔者认为二分、列器是夏商周三代核心礼器组合的一脉相承的组合现象,且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可将之合称为礼器的二分、列器现象。根据该现象的礼器载体种类、载体的组合形态的不同,本文认为,礼器的二分、列器现象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原始阶段(夏代～早商时期)、探索阶段(晚商～西周中期)、定型阶段(西周中期～战国早期)、衰落阶段(战国早期～秦)。其中前三个阶段的时间,恰对应于先秦礼制分期的夏制、商制、周制时期,最后的衰落阶段也正对应于整个周礼的衰落。在原始阶段,二分、列器现象仅应用于牙璋组合上,组合形式简单,而且所发现的例子极少,代表了这种礼器现象的初成状态。在探索阶段,若干不同的应用方式相继兴起,如觚爵制度、尊卣(彝卣、尊彝)制度、特磬编铙组合,它们显然已经超越了原始的形式,但组合形态并不一致,代表了不固定的、探索性的组合意识。到了定型阶段,鼎簋制度、钟磬制度以极为成熟而固定的组合形态,吸纳了之前所有二分、列器现象的组合要素,使该现象的应用达到了顶峰,层次复杂,组合严密,具有共识性与普适性。到了衰落阶段,随着周礼的没落,鼎簋制度的消失,二分、列器现象也走向了衰落。本文的主体内容,在于分阶段地构建二分、列器现象的发展演变的历程,以发现其演变规律。通过构建这一历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历程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第一,其发展演变的过程,符合事物从发生到发展到成熟再到消亡的规律;第二,二分、列器现象的阶段划分,与夏商周时期整个礼制的分期相合,其分段与几场大型的礼制改革相关。这两个特点,可以说明这种现象并非巧合,而是有意识的行为。对于其有人为意识的行为的判断,又可反证这些礼器制度或组合之间的人为的联系。本文所讨论的礼器二分、列器现象,是立足于考古发现的礼器组合,进行长时段的考察所分析的。二分和列器,也都是有多个层次的现象,二分,如金石二分、今古二分、礼乐二分、器类二分(如觚、爵二分)、器物群二分(如镈钟组与钮钟组大小二分,两组甬钟二分,两组钮钟二分,甬钟组的4+4大小二分)、器物个体二分(如大牙璋、小牙璋的二分,大卣、小卣的二分)等,列器为大小相同(如觚、爵、簋等)或大小相次(如牙璋、卣、鼎、铙、钟、磬等)的一组器物。当然,夏商周时代的二分现象众多,尚有阴阳二分、地理二分等众多层次,代表了夏商周时代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在礼制中有许多的反映。二分与列器现象的结合与发展,是夏商周礼器复杂化的表现,也是礼制的不断变革与完善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