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共产党十九大提出了对国有企业的新要求:一是要拓展深化各项改革措施，推进集团层面的“十项改革试点”;二是在集团层面促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股权多元化;三是推动中央企业战略重组。
　　混合所有制改革改变国企产权结构，异质产权加入使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效率发生微妙变化。在新时期新格局的改革“春风”之下，如何合理利用国有资产，优化放大国有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管好国有资本、合理配置国有资产与企业投资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企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军，投资行为值得深入研究。中国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入深化阶段，异质产权的加入是否能为改善公司治理带来新契机，进而抑制企业的非理性投资行为是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2013-2017年实际控制人为国有产权的企业作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检验混合所有制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并探索董事会效率是否在二者之间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以期能够为集团层面的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为完善治理结构，提升治理效率提供相关的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1)混合主体深入性和制衡度的程度加深，抑制了企业非理性投资行为;(2)混合主体深入性和制衡度的程度加深，对国企中的投资过度行为有抑制作用，但对投资不足的行为无明显作用;(3)董事会效率在混合所有制与非效率投资间存在中介效应，并且在非理性投资行为表现为投资过度时，这种中介关系也成立。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非国有产权深入程度不断增加，为企业完善治理制度贡献更多的力量，提高企业高层的管理能力和效率，保证资产的合理利用。非国有产权对国有产权的制衡度不断加强，使企业治理结构向合理制衡的目标更进一步，有效地监督制约能够避免企业做出不适宜的决策，抑制企业非理性投资行为，避免资源浪费，让企业在良好的治理环境下健康发展。
　　本文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从异质股权与股权结构出发，探讨异质股权的混入为公司治理带来的深层意义，再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公司治理效率的改善情况，为集团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部分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