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侨胞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域外宝藏,他们虽然生活在境外,有些也已不是祖籍国的公民,但他们和祖籍国之间仍然存在不可割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往往十分关心祖籍国的命运、发展,十分愿意也会经常以适当的方式向祖籍国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比如抗日战争中,海外侨胞对中国的积极捐输,无论是在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都是对中国最好的帮助！他们的努力,是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一大主因！笔者认为处理侨胞与祖籍国之间的关系,除了凭借血缘、文化的力量外,专门的侨务组织机构、正确的侨务制度和适时的侨务政策也是十分必要的,它们可以使得一个国家或政权施诸于海外侨民的行为更可操作、更规范、更便于兼管和调控,对国家处理与海外侨胞的关系起着关键和决定的作用。过去我们在提及华侨贡献的时候,往往强调血缘感召和文化认同的作用,而忽视了机构、制度存在的意义。祖籍国不仅要强化这种血缘感召与文化认同,作为一个政权更应该规范和调整机构和制度。有感于此,本文因此从制度层面、政策层面研究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与海外华侨的关系,探讨战时国民政府在海外捐输上做了哪些努力?出台了哪些政策?调整了什么制度、机构、人事?等等问题。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侨务机构突出的特点就是党政两个侨务中枢的形成。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侨务机构上作出重大调整,恢复中央海外部,由于战时特殊形势等原因,海外部在侨务工作中日益占据主动,于侨委会之外形成另一个侨务中枢。这样,侨委会主管国内侨务,归属行政系统；而海外部统辖海外工作,隶属党务系统；两者都在运行侨务政策。此外,驻外使领馆在部分海外侨务工作范围内也接受来自侨委会的指令,在海外部的努力下同时加强与海外各党部的联系。党务系统的加入,壮大了侨务行政的力量,促使该时期侨务政策得以更好地执行。在侨务政策上,国民政府或出台,或调整动员政策、侨团政策、保侨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等等。一方面动员华侨积极捐输支援国内抗战,为华侨的捐输创造条件、扫除障碍；另一方面尽力保证战时华侨的安全和利益,有效保侨护侨；同时也不放松文教事业,巩固和加大与海外华侨之间的维系力。其中最得力的是动员政策。侨务政策的运作和执行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公文制度是主抓国内的侨委会最常用的方式,而主要负责每外侨务的海外部则更多地采用了实地操作的办法。此外侨务政策运作过程中出现的中央和也方权力纷争情况,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总体上来讲,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最典型的,它使得华侨对国内的捐输发挥了极大作用,有力支持了抗战；对于保侨护侨的作用也功不可没；同时还整合了海外侨团,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培养,为侨务工作法制化、组织化、协调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也存在不少缺陷和不足,但整体上我们应给予一个肯定的评价。　　 本文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主体内容是侨务机构、侨务政策和政策的运作三个方面。考虑到侨务工作的对象——海外华侨社会和机构与政策的相继性问题,因此还论及了抗战前的一些状况,包括战前海外华侨社会的形成和状况；战前国民政府的侨务理念、侨务机构和侨务政策等。抗战爆发后,则主要侧重于侨务机构、政策的调整和绩效分析。笔者基于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利用了大量的机关档案资料以及抗战时期的报刊杂志和书籍,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制度作出全面、细致的梳理和考察,目的在于揭示侨务制度的变化对战时华侨工作的影响。本文还订正了一些以往研究中比较模糊的史实甚至错误的观点,算是为更加明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侨务体制框架尽点微薄之力；同时,对政策执行中如何更好地运作党政双轨模式等问题提出了思考。　　 总之,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更有利于完善关于民国时期侨务史、华侨史的评价机制,更有利于对中国近现代史复杂性作出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