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建议权的行使有其特定的理论逻辑和制度背景,承载着“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反腐败治理功能。它不仅是监察机关处置职能之一,也是具有鲜明政治属性的国家监督权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对历史上的建议权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建议权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已有萌芽。在工农民主政权时期,建议权是工农检察部的主要职权,开启了我国监察建议的初步尝试。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由参议会监督替代了工农检察部的监督,建议权也由监察机关的一项职权转变为参议会的一种工作方式,由常驻委员在参议会闭会期间行使。华北人民政府时期,监察机关的建议职能虽未明文规定,却融于监察工作的实践运行之中。到建国初期,监察机构几经调整,监察建议也演变为监察机关的重要职权。1982年《宪法》的通过和1986年监察部恢复重建后,监察建议开启了法制化建设的进程,作为监察机关的法定职权而存在。而2016年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使监察建议的适用出现了历史性的变革与创新。监察建议也成为监察委员会处置职权的一部分,与其他类型的纪律检查建议、原行政监察建议、检察院的检察建议和一般工作建议形成交融和功能分离的特征。监察建议在我国监察法制实践中产生,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演变为监察机关的一项法定职权。监察建议也经历了从权力协同到权力监督合力的转变;由柔性的工作方式转变为刚性处置措施;在适用目标上也经历了从最初的整改、纠正型向国家治理型的转变。但在监察建议的适用中也应注意,协同性是监察建议的一项基本特征,监察建议的落实与整改需要被监察单位的配合与协作,是一种以形成监督合力为目的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