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下的红色文化现象切入革命文艺，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理论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以群众为观点，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对大跃进文艺进行考古分析。分析发现：　　 从晚清以至大跃进时期，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烛照之下，群众被“询唤”为主体，从边缘走向了中心，对文艺形成了一种规约性的力量。一个以群众为核心与导向，围绕群众而建构的文艺知识体系逐渐得以形成，而群众-运动则是它的支配性结构。大跃进文艺正代表了这一知识体系实现过程中的一个高潮，它的根早已种植在历史中，是群众历史能量之蓄积在现实情状下进行突破的结果。　　 它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文艺创作，运动对文艺形成了全面的介入与宰制。这不仅使得文艺与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勾连了起来，出现了”众声喧哗”的现象，而且也使得文艺成了运动的和声与表征，成了一种运动文艺。运动的“力与美”弥散在文艺中，形构了文艺的本体，促使它表现出形式上的短小精悍、内容上的标语口号式呼唤、审美节奏之紧张等特点。为了实现文艺的意识形态功用，它调用了一系列感性的手段与技法，如文艺诉苦、设置量化乌托邦、制造修辞幻象等。它对人们产生了移风易俗的效果，重绘了文艺的权力版图，并且将轰轰烈烈的文艺运动演变成了一场带有文化革命与表演色彩的国家仪式。大跃进文艺孕育出了群众国家的文艺范型——群众与国家彼此形塑，其实质是新中国形象建构的一种文化策略。　　 分析表明，大跃进文艺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也正是整个红色革命美学最基本的审美构成，它以群众-运动为核心结构，是要通过一整套感性的叙述方式与政治策略，发动群众运动，移风易俗，把革命乌托邦理想播撒进普通群众的意识，建构全新的民族国家.　　 我们应该反思对革命文艺美学所采取的不公正态度，汲取有益的革命“养料”，然而，我们更应该直面历史，反思和批判某一革命历史时期，如大跃进时段将文艺工具化，违背文艺规律，以政策、命令等所制造出来的文艺浮夸、虚假等现象以及由此对社会和人带来的创伤。只有采取这种辩证的“拿来主义”态度，才能够在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时代，一方面既能防止过分的西化，丢掉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又能弃绝历史的糟粕，接续民族优良传统，从而在文艺美学领域做出创造性的发明与转换，为中国形象塑造与中国崛起做出一定的文化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