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不能”指一种现象：人民法庭的法官努力将司法经验、调解技术与本地实际相结合，调解却越来越难以达成；提倡调解的直接目标是“案结事了”，但书面反映的“高调解率”指向的恰恰不是很可能“案结事不了”的纠纷。对比调解成功和调解失败的案例发现，法官的调解技艺大同小异，调解不能不应当简单归咎于法官的调解技艺。调解本酝酿自“乡土社会”，调解的适用性与效用只有在“熟人社会”情境中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互惠是“乡土社会”关系的构成基础，也是人们有关“正义”的基本观念；信任是“乡土社会”礼治秩序的基础，也是正义观的基础。正义观是权利意识的基本内涵。随着社会变迁，传统正义观逐渐被一种新“正义观”所取代，村民也不再依照互惠、信任建立社会交往关系——他们主要不是以自己的付出衡量自己的得失，而是以别人的得失衡量自己的得失；不再看重长远收益，更倾向于功利主义行为和短期行为。社会交往变得非常不稳定，矛盾丛生，纠纷易发。社区自组织能力与自解纷能力极具衰弱，而法庭调解也困难重重。正义观的变迁意味着村民对权利义务的感知、认识、情感及评价发生了很大改变，调解不能与村民现今的权利意识密切相关。村民的权利意识是他们在法律意义、法律行动、法律实践和法律机构中的参与，在他们所说所做中得以生产和显现出来。村民的权利意识可以分解成权利认识、权利主张、义务意识几个层面进行分析。村民普遍知道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可以在人民法庭起诉，获得法律救济，但哪些利益能获得法律认可，哪些诉讼请求能获得法律支持，村民往往出于直觉或基于生活经验。对于权利的正当性标准是什么，“我”的权利要求基于什么才能获得法律支持，村民更是没有体认。村民的权利认识由于缺乏法律参照，极端的情形是缺乏道德合理性，因而常与法律导向背道而驰，甚至直接挑战法律原则。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是衡量权利认识、权利要求最基本的正当性标准。社会变迁，传统共识基础崩坏；社会变革，伦常道德体系解体，道德、伦理同时缺位；社会分化，乡村社会认同标准发生逆转，伦常道德话语不再起作用，乡村社会舆论沉寂，社会共识无法形成。因而，村民的权利认识既不是基于法律规范的理性认识，也缺乏其他正当性标准的参照。权利主张反映出人们行使权利的自觉性程度，以及保护权利的意识。在传统家庭中，个人不过是血缘延续的体现。乡村家庭结构变迁导致父权衰落，家庭关系重心和价值发生变迁。横向夫妻关系代替纵向父子关系成为乡村家庭关系的主轴，私人生活发达，村民的个性和主体性在私人生活领域成长起来。家庭代际关系基础从精神层面转移到物质层面，孝道沦落，个人的本体性价值基础因此动摇，社会性价值或基础性价值失去依托。中国农民的自主性从没有得到过真正发挥，当压抑、捆绑他们的内力和外力都被解放后，个体性的发展却走向了极端。相较于西方“个人之觉醒”源于对集团生活的反抗，村民的“个人之觉醒”却源于对家庭的反叛。走出家庭的个人不知道在一个超越家族的大团体中，每个人都同样重要，缺乏纪律习惯与向心力，个人主义对于村民而言，最终成为“自私自利”的代名词。于是，村民在主张自己利益的同时，不仅忽视了对他人权益的尊重，也不顾对社会公益的尊重。传统社会的基本关系网络由地域、家族和民间宗教等构成，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都建筑其上，中国人超越“自我”的精神价值立足于此。传统个人观皆重视自我与社会的平衡，随着传统家族、地缘和信仰共同体不断被摧毁，自我之上的精神价值随之解体，自我与社会分离。个人无论是作为权利意识的主体，还是作为义务意识的主体都兼具自我性与社会性。权利意识、义务意识都是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统一。社会意识的重建需要乡村公共生活的重建。社区建设、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组织民间文化活动都是公共生活的重要内容。公共道德与内在文化可以在公共生活中形成，只有存在广泛公认的价值与坚实的内在文化，个体才能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与社会期望，个体才能将自我需求与社会需求相协调。社区建设落后，民间社会空间丧失，公共生活萎缩，村民的个性和主体性发展只能被限制在私人领域，去集体意识现象严重，社会意识难以重建。最终，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村民对群体和其他个人的义务感与责任感日渐消亡——村民只乐意接受法律给予的好处，却不愿（甚至尽可能地逃避）承担相应义务。调解不同于判决，不需要明确区分、界定、确认当事人各自的是非对错、权利义务之边界。相反，调解要求当事人双方相互让步、妥协就必须模糊权利义务之边界，而且进退之度最好掌握在当事人自己手中而不是法官手中。不论古代还是当代，不论民间调解还是官方调解，调解之达成总要以牺牲某一方当事人（常常是弱势的一方）的利益为代价。过去，当事人对这种牺牲也并非都心甘情愿，但在道德训诫、社区压力和官方压力之下，当事人不得不接受。而今，村民权利意识成长起来，他们以“维权”、“认真对待权利”、“为权利而斗争”为“武装”，对个人私利的主张更加理直气壮，拒绝牺牲不仅因此找到合法理由还获得道德正当性。同时，在村民权利意识成长过程中，社会共识解体，社区控制力衰弱，个体与社会、国家之间的联结松散，道德训诫不再起作用、社区与国家也不再直接对纠纷当事人产生压力，法官要说服当事人牺牲部份利益势必没那么容易。反而，当村民意识到法庭调解的这一规律时，某些村民便会充分加以利用——即使他们的权利诉求既不合理也没有证据支撑，但只要法官以平息纠纷为目的进行调解，参与“讨价还价”就很可能使他们获益，这便促使他们怀着侥幸心理进入诉讼。所以，官方强调调解刺激村民产生复杂的诉讼动机和不正当的诉讼目的。村民权利意识之成长、便利村民诉讼的改革措施促使越来越多的纠纷进入司法领域；为了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官方强调调解，但村民粗浅的权利认识、极端的权利主张、缺失的义务意识引起调解不能之现象；为了“案结事了”，更好地解决纠纷，调解一再被强化，但那些很可能“案结事不了”的纠纷仍然调解不能；同时，村民权利意识之成长，官方强调调解都刺激村民产生复杂的诉讼动机和不正当的诉讼目的，而这些案件恰恰最难以调解——“调解困局”由此形成。